摘要：就南宋诗歌的发展而言，江西派诗体甫始作为典范出现，就面临人们的不断反思并寻求突破。在这个过程中，南宋人对唐音宋调两种诗歌范型及其风格差异逐渐自觉把握、对诗歌本质的思考逐步深入，尤以杨万里、刘克庄、严羽等为代表的诗歌观念和批评理论具有突破性。由于错综复杂的认识最终未能定于一尊，南宋后期的诗歌创作也就相应呈现为江湖诗人依违折衷于江西、晚唐间的混杂状态，没能在唐诗和江西体之外构建出新的诗美范型。
关键词：南宋诗；诗分唐宋；诗歌的本质
中图分类号：I222＝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11－0137－04
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经过对唐诗的因革创变，宋调大成于北宋中期的苏轼、黄庭坚之手；“靖康之变”以后，占据中原、与南宋并立一百多年的金人自认承接“苏学”正统，对南宋诗歌颇不以为然，故元好问诗云：“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自题中州集后五首》)。而在与北宋一脉相承的南宋朝，作为宋调典型的江西体诗甫始也成为被挑战的对象，种种针对它的改良、革新创作实践构成了南宋百五十年诗歌流变历程。全祖望在《宋诗纪事序》中以四“变”概括宋调的萌生、大盛、变革与结局，曰：“庆历以后，欧、苏、梅、王数公出，而宋诗一变。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练，并起有声。而涪翁以崛奇之调，力追草堂，所谓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诗又一变。建炎以后，东夫之瘦硬，诚斋之生涩，放翁之轻圆，石湖之精致，四壁并开。乃永嘉徐、赵诸公，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见赏于水心，则四灵派也，而宋诗又一变。嘉定以俊，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谢之徒。相率为急迫危苦之音。而宋诗又一变”。一变宋调建立，二变则江西派形成，第三变即是南宋诗歌变革江西诗体，而终结于遗民诗的危苦之音。而单就南宋诗歌的发展而言，宋末元初的方回认为：“自乾、，淳以来，诚斋、放翁、石湖、遂初、千岩五君子，足以蹑江西，追盛唐；过是永嘉四灵、上饶二泉、懒庵、南塘二赵为有声，又过是则唯有刘后村亦号本色，而不及前数公”(《晓山乌衣沂南集序》)。清代沈德潜则云：“西江派，黄鲁直太生，陈无己太直，皆学杜而未哜其�者，然神理未浃，风骨独存。南渡以下，范石湖变为恬缛，杨诚斋、郑德源变为谐俗，刘潜夫、方巨山之流变为纤小，而四灵诸公之体，方幅狭隘，令人一览易尽，亦为不善变矣”。虽然方、沈二人发言的立场不同，对南宋诗歌的评价相反，但都揭示了南宋诗歌递嬗之因由与轨迹，指明南宋诗人在江西派诗风笼罩下力求变化的事实。不管诗人们各自改革的方向与目标是什么，求新求变确实是南宋诗歌发展的大势。
如果衡量创作革新实践的成绩，相比唐诗和北宋而言，南宋诗歌终于未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不过，正是在江西诗派的自我改良过程中，在中兴诗人援引晚唐以济江西，江湖诗人援江西以调和晚唐的变化过程中，南宋人对唐诗与宋诗两种诗美范型的认识逐步深入，对两种风格的审美内涵的感受日渐清晰，也开始理性分析各自的风格成因，并进而引起对诗歌本质的重新思考。唐音与宋调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两大分趋即肇端于此。以此南宋诗歌理论、批评观念的深入发展程度相比前朝而言，毫无疑问可称突破。以下分述之。
一、“诗分唐宋”的风格意识自觉
早在《沧浪诗话》首次明确提出唐宋诗歌风格分际之前，南宋之初的张戒已经开始总结北宋苏轼、黄庭坚等人以及江西派诗歌的诗法和艺术特征。《岁寒堂诗话》云：“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子瞻以议论为诗，鲁直专一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又曰：“苏、黄江西诗派，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此外南宋诸诗话以及散见于各类诗文中的批评议论文字显示出：在回顾诗歌发展史，分析、评价北宋朝诗歌成就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对唐音、宋调不同的外在风貌、审美内涵作出间接的区分和概括，当然，或褒或贬，态度并不一致。
“诗分唐宋”的意识自觉最先当是因为江西诗派的自我改良而得到启发，派中人首先找到晚唐诗作为以江西诗体为典型的本朝诗的对立面，进行比较。徐俯想摆脱江西派而写“平易自然”的诗，说：“荆公诗多学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韩驹也说：“唐末人诗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则不可；今人作诗虽句语轩昂，但可远听，其理略不可究。”可见他们都把晚唐诗与今诗(宋诗)对举。钱钟书从宋诗发展递变的整体性进行考察，特别指出：“四灵而还，宋人每‘唐，诗指‘晚唐’诗。南宋人言‘唐诗’，意在‘晚唐’，尤外少陵。此其大校也”。叹云：“名叫‘唐体’其实就是晚唐体，杨万里已经把名称用得混淆了。江湖派不仅把‘唐’等于‘晚唐’、‘唐末’，更把‘晚唐’、‘唐末’限于姚合、贾岛”。例如叶适《徐斯远文集序》云：“庆历、嘉�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诗派章焉。……故今岁学者，已复稍趋于唐而有获焉”；张侃有诗题为“客有诵唐诗者又有诵江西诗者因再用斜川九日韵”；元代刘埙谓：“江西派犹佛氏之禅，医家之单方剂，近年永嘉，富祖唐律，由是唐与江西相抵轧。”以上皆以“唐”指晚唐，与江西派诗相抗。
随着“四灵”之后晚唐诗风的流行，有识之士又逐步认识到其体固有的不足，遂参向上一关，提出以盛唐诗为法。杨万里所作《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云：“唐人未有不能诗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极矣，后有作者，蔑以加矣。”他把李白、杜甫与苏轼、黄庭坚并称，在《江西宗派诗序》中分别诩之为“神于诗”者与“圣于诗”者。吴子良谈到叶适奖掖“四灵”之事曰：“其详见《徐道晖墓志》，而末乃云：‘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开元元和之盛。’盖虽不没其所长，而亦终不满也。后为《王木叔诗序》，谓‘木叔不喜唐诗，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物外之意态，唐人所长也；及其要终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又跋刘潜夫诗卷谓：‘……潜夫能以谢公所薄者自鉴，而进于古人不已，参雅颂、轶风骚可也，何必四灵哉!’此跋既出，为唐律者颇怨。……”特别分剖叶适论诗之真实蕲向乃是取径晚唐而臻于盛唐。再如刘克庄《中兴五七言绝句序》云：“客曰：‘昔人有言，唐之文三变，诗亦然，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体。晚唐且不可废，奈何详汴都而略江左也?’余矍然起，谢曰：‘君言有理’。”言内之意亦承认唐诗每况愈下。戴复古《题侄孙�东野农歌》云：“吾宗有东野，诗律颇留心。不学晚唐体，曾闻《大雅》音”；其《论诗十绝》云：“文章随世作低昂，变尽风骚到晚唐。举世吟哦推李杜，时人不识有陈黄”，也都清楚表明戴复古对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盛唐诗歌评价更高。与之同时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于“四灵”和江湖诗人的倡导晚唐，认为“止人声闻辟支之果”，未进入“大乘正法眼”，则非常明白地提出应该取法乎上，以盛唐为师。
当然，盛唐诗与晚唐诗风格差异很大，身为一代文宗 的杨万里与叶适提倡晚唐诗，以其见识而言，安能不知盛唐诗之美在晚唐诗之上?然盛唐之老杜既被江西诗派据为宗师，已占先一着，故遂举晚唐与江西相抗；退一步而言之，即如叶适《徐斯远文集序》中所言，是“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深浅，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广莫，徒枵然从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鸣吻决，出豪芒之奇，可以运转无极”，好比治病之药，但求对症，不必定要贵重。杨万里在《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中肯定“晚唐诸子虽乏二子(李杜)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可见其论诗之蕲向：并不认为晚唐是最好的，但晚唐诗堪为底线，因为晚唐诗具备杨万里强调的诗歌的核心美质――“味”。所以说，未必杨万里、叶适、刘克庄等南宋诗人变革的目标就是废宋诗到晚唐诗的水准，而是以之为用，令宋诗亦成一代之诗，比美盛唐。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刘克庄一方面批评宋诗，一方面又认为本朝诗与唐诗相比各有优长，甚至高出唐诗了。
对于本朝诗歌，刘克庄《后村诗话》认为“元�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严羽则曰“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至东坡、山谷，始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二者的针砭足以说明南宋人对于作为本朝诗歌典型的北宋诗的艺术特质的把握是准确的。
在自觉到唐宋诗歌风格的不同之后，自然而然面临比较优劣与选择楷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南宋人大概有三种不相同的态度。刘克庄认为宋诗比起唐诗各有千秋，不同意严羽的朋友李贾独崇唐诗，他说：“谓诗至唐犹存则可，谓诗至唐而止则不可。本朝诗自有高手”(《跋李贾县尉诗卷》)，因此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宋诗超越唐诗并非不可能，“或曰‘本朝理学古文高出前代，惟诗视唐似有愧色’，余曰“此谓不能言者也。其能言者，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本朝五七言绝句序》)。严羽则首次明确区分唐宋诗歌两种诗美范型并作出理论总结，表明其审美标准――尊唐黜宋，并且以盛唐诗美为其艺术追求目标，而不取晚唐诗吟风弄月的狭隘卑琐。而从戴�对戴复古诗歌的赞语――“妙似豫章前集语，老于夔府后来诗”，“要洗晚唐还《大雅》，愿扬宗旨破群痴”(《石屏后集锓梓敬呈屏翁》)来看，第三种态度则是对以黄庭坚诗为代表的盛宋江西体诗和以杜甫诗为代表的盛唐诗均表推崇，希望融二美于一炉，而不取晚唐诗。南宋人的这几种不同态度，开启了后世祧唐祢宋之先河。
二、对诗歌本质的反思
对唐音宋调诗歌风格差异的自觉意识反映出南宋诗人对诗歌艺术的感受较之前人更加精微透辟，以此为基础，南宋对诗歌艺术审美本质的思考和理论总结也随着时间逐步深入，先后出现三种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以“味”为诗歌本体
自六朝以降，论诗讲趣味、滋味、兴味已成口头禅，但将“味”视为诗之所在，以“味”为诗歌本体却是杨万里的独到见解，这不同于江西派诗的以思理为主，也不同于唐诗的主于“性情”。
杨万里在《颐庵诗稿序》中说：“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茶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意思是，“词”与“意”固然对于诗歌非常重要，但是最本质东西的却是“味”。言辞的能指与所指都不是诗之所在，只有那溢于言辞之外的情趣、意味才是诗的真正寄寓之所，因此杨万里多以“味”论诗。《诚斋诗话》说“诗已尽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如少陵《羌村》、后山《送内》，皆是一唱三叹之声”。论江西派诗则曰：“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东坡‘江瑶柱似荔子’，又‘杜诗似太史公书’，不惟当时闻者�然，阳应曰诺而已，今犹�然也。非�然者之罪也，舍风味而论形似，故应�然也，形焉而已矣。高于勉不似二谢。二谢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师川，师川不似陈后山，而况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江西宗派诗序》)。
杨万里论诗的根本落脚点在于“味”，味之所在是诗之所在，基于这一诗歌观念，《诚斋诗话》高度评价晚唐诗歌“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言近旨远，得风人之遗”，之所以对黄庭坚视为“其弊何如”的晚唐诗独加青眼，关键在于他体验到晚唐诗中有“味”：“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基于同一标准，杨万里对“以文为诗”的典型宋调极表不满，他说：“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如攻玉者必得玉工焉。使攻金之工代之琢，则窳矣”(《黄御史集序》)，显然杨万里认为诗文各有体，审美本质也不同，江西派家“挟其渊博之学、雄隽之文”，“隐栝其伟辞”、“五七其句读而平上其音节”作出来的诗，就象攻金之工琢玉，能具备形式，却失去了玉器(诗歌)本来应有的“味”，因此不是真正值得称赏的作品。
(二)诗歌出自性情
与杨万里不同，南宋后期诗人若非墨守江西者，多半认为诗歌的核心美质在于“性情”，“诗歌出自性情”的观点日后有强调性情之“真”与性情之“正”两端，但此时尚是概括言之。戴复古论诗有调和唐宋的倾向，“常闻有语石屏以本朝诗有不及唐者，石屏谓不然，本朝诗出于经，此人所未识，而石屏独心知之”，戴复古为诗则“正大醇雅，多与理契”，而又“不滞于书与不多用故事”，如包恢《石屏集序》所评：“果无古书，则有真诗，故其为诗，自胸中流出，多与真会”，可见戴复古的诗歌创作蕲向是兼容并蓄而终归于以性情为本。
刘克庄认为：“(宋)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辩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竹溪诗序》)，《后村诗话》批评“近世以来学江西诗，不善其学，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且议论太多，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认为诗歌不吟咏性情而专“尚理致”，“负材力”，“逞辩博”，则非真诗；《跋何谦诗》又说“以情性礼义为本，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世有羁人幽士，饥饿而鸣，语出妙一世；亦有硕师鸿儒，掌主斯文，而于诗无分者，信此事之不可勉强欤!……或又曰：古今诗不同，先贤有‘删后无诗’之说，夫自《国风》、《骚》、《选》、《玉台》、胡部至于唐宋，其变多矣!然变者，诗之体制也，历千万世而不变者，人之情性也”，进一步肯定诗歌形制可以千变万化，但“情性”是诗歌永恒的本质。
刘克庄早年为诗以姚合、贾岛为宗，后来“欲息唐律，专造古体”，其友赵汝谈(南塘)则云：“言意深浅存人胸怀，不系体格，若气象广大，虽唐律不害为黄钟大吕”(《瓜圃集序》)。赵汝谈所谓诗歌之“胸怀”、“气象”亦系于性情。戴� 也是同样的观点，其《答妄论唐宋诗体者》云：“不用雕锼呕肺肠，词能达意即文章。性情原自无今古，格调何须分宋唐”，也即是说风调格制不是区分诗与非诗的关键，关键在于是否出自性情。而宋末刘辰翁也强调诗歌的抒情本质，他推崇《国风》，因为是“小夫贱隶”真率表达内心感受，无意于作诗却冲口道出，故云诗歌“尤贵情真”(《古愚铭》)。
(三)诗歌惟在“兴趣”
南宋理宗绍定、淳化间，严羽写出《沧浪诗话》。这部诗话相比起前人的论述而言，富有系统性和理论性，可视为南宋诗歌理论的总结之作。在首次明确指出唐音宋调各具风格之后，严羽独推盛唐为诗歌典范，“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他的意思是：诗歌本于情性，而为诗歌所特有的美感就在于兴象与情致结合所产生的情趣和韵味，盛唐诗人将诗歌的核心美质表现得最为理想。“兴”历来有两种解释：一指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即“比兴”的“兴”；一指艺术将情思蕴涵于形象的美学特征，严羽所言之“兴”，即是后者。“趣”则是情趣韵味之意，与此前钟嵘的“滋味”、司空图的“味外之味”、杨万里的“风味”诸说意思近似。盛唐诸人能够创造一种含蓄隽永、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艺术境界，令人从中领略、品味到深长意蕴，这正是严羽理想中的诗歌之美。
严羽以“兴”“趣”言诗与杨万里以“味”为诗歌本体的观点总体倾向是一致的，都认为诗歌美感的核心是一种不可言说之趣味；谈到创造这种美感的途径，《沧浪诗话》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歌创作的思维特征是“一味妙悟”，即诗歌是非理性思维――灵感直觉的结晶。戴复古《论诗十绝》之七云：“欲参诗律似参禅，妙处不由文字传”，亦是以禅论诗，可见他与严羽一样，体会到了诗与禅在思维特征上的相通之处。严羽论诗体提出“以时而论”，尽管诗歌的本质是恒久的，但他显然承认诗歌的外在艺术风貌会随时间发生改变，这个观点与刘克庄的认识是一致的。
不管如何评价杨万里、刘克庄。或是戴复古、严羽等人诗歌观的具体内涵，他们都对诗何以成为“诗”进行了正本清源地探讨。这又是他们各自诗歌理论的核心和立论基础，由此也就可以解释他们各自诗歌呈现的风貌特征、以及各自所持的诗歌批评标准。如刘克庄、戴复古等皆以“性情”为诗歌之审美本质，屡屡贬斥江西派家，但又推崇黄庭坚与陈师道的诗歌，这似乎有些矛盾，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江西派之宗祖黄庭坚、陈师道的诗歌虽然强调句法格律、用典炼字，以文为诗，致后学者亦步亦趋、死于句下，但他们自身的诗歌却不乏充沛丰盈的精神与性情，故堪称是好诗。杨万里和严羽分别以“味”与“趣”为诗歌本质，其间亦自有潜通之处。如严羽说诗有别材别趣、非关书理，主观上是针砭宋诗之主于思理，但实际上他所说的“趣”、“味”与宋诗的思理又有所交集。因为当此理还在涵蕴之中，呼之欲出又还未成为显意识、形成逻辑思维时，它也是一种“趣”或者“味”。也就是说“趣”、“味”是一种介于显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潜意识，它可能是情感性的，也可能是思理性的，因此就有情趣、理趣之分。而正因为“味”与“性情”或者“思理”的外延和内涵并不相同，所以杨万里的“诚斋体”诗歌风貌与主情的唐诗、主理的宋调皆不相类，也不以沁人心脾、发人深省为诉求。
对诗歌本质的不同认知又决定了诗歌的创作方法和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杨万里、严羽以“趣”、“味”为诗歌之审美本质，而“趣”、“味”存于潜意识层面，以直觉、灵感一类的非逻辑思维来感知和体现，因此诗人在创作中必然排斥对章法、句法的思索安排。若于诗中可见羚羊之角、得鱼之筌，落了痕迹，则诗思已然进入显意识层面，“趣”与“味”也就消逝无踪了。而对于持以“性情”为诗歌本质看法的诗人来讲，情感的真切表达与形式的刻意讲求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冲突，即便是以文字、议论、才学人诗，只要这些诗法的使用恰如其分，有助于情感的表达，就是可以接受的。“诗主性情”说引导诗歌在金、元时期向唐诗范式复归：杨万里的“味”说和严羽的“兴趣”说则因为诗歌艺术成就的限制和时局变化等各种因素，暂未引起很大回应，尽管他们提出的概念内涵更为深微。
就南宋诗歌的发展而言，江西诗体甫始作为典范出现，就面临南宋诗人的不断反思并寻求突破。南宋人对唐音宋调的风格自觉、对诗歌本质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深入，然而各种错综复杂的认识未能定于一尊。相应地，南宋后期的诗歌创作也就呈现为江湖诗人依违折衷于江西、晚唐间的混杂状态，从而没能在唐诗和江西体之外构建出新的诗美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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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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