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3年4月，郁达夫和王映霞突然决定由上海迁往杭州。几十年来，关于郁达夫离沪迁杭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指责王映霞的声音占据主流，认为正因为她的误导，才致使郁达夫家毁人亡，造成千古遗恨。通过深入考察郁达夫的生活轨迹，指出郁达夫离沪迁杭的主要原因：郁达夫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无法排遣内心的寂寞和疲倦，与王映霞的婚姻又由于种种原因裂痕重重，希望寻找一个能够带来新鲜刺激和安全感的居住地，故而才有了离别繁华的大上海和风雨同舟的战友，携妻儿到杭州隐居之举。
关键词：郁达夫；离沪迁杭；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6―0215―05
1933年4月，郁达夫和王映霞突然决定由上海迁往杭州，隐居在西子湖畔。是什么原因促使郁达夫离沪迁杭，几十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指责王映霞的声音占据主流。一般认为，郁达夫之所以离开革命斗争如火如荼的大上海，改弦易辙，趋奉官场，迎合世俗，以致家毁人亡，造成千古遗恨，使他的生命历程及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失去许多亮点和光彩，正是因为王映霞的误导。此说并非全无道理。然而，历史是复杂多变的，成就和毁灭一个人或一件事的因素决不能用简单的“是”和“否”来判断。
一
对于郁达夫来说，上海是一块美丽的土地，是神奇的象征、智慧的源泉。他离国到日本求学，是在这里起锚远航的，“创造”美梦是在这里实现的，生命升华的奇迹也同样是在这里发生的。这里有他的梦，有他的理想，有他的青春。上海成就了他光辉灿烂的文学大业，也孕育了他生命的又一块绿洲――爱情。特别是1927年他从广州再度回到这里后，革命斗志和创作热情也一直都处于亢奋状态：揭露蒋介石新军阀政府叛变革命、倒行逆施、欺压民众的罪行，痛击“新月派”对革命文学和人民大众的污蔑，与鲁迅、太阳社诸同志一道探讨无产阶级文艺和革命理论，领衔“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等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笔锋所至，汪洋恣肆，锐不可当。
但是，随着岁月的更迭，时光的流逝，重新审视所经历的是是非非，他对祖国的未来和四万万骨肉同胞的命运恍惚模糊起来了，革命锐志也开始渐渐发生变化，尤其是经历了几次关乎个人生死存亡的大劫难后，一种消沉、颓唐的情愫便开始悄悄地在他心中滋生蔓延。郁达夫和王映霞结婚后，悲伤的“安徽大学”之行是令其终生难忘的不幸之一。
自1927年8月正式宣布脱离创造社，到1929年9月应聘到安徽大学担任文学教授，这期间郁达夫担当的完全是自由撰稿人的角色，一切社会活动费用和家庭开支，主要依靠稿费和版税。他去安徽大学教书，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因素：一是经济原因，月薪340元，对于一个不事生产的穷文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人口日渐增多的小家庭，也确实需要这项固定收入；二是感情原因，郁达夫对安徽大学所在地安庆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一度回国担任过安庆法政专门学校的英文教习，风靡一时的小说《茫茫夜》就是在这里任教期间完成的。这次前往安庆，郁达夫本想做出点成就，谁知出师不利，祸不单行：他刚到安庆便碰上了“政变”和“兵变”，乱作一团的学校当局竟无人出面接待，迟迟才有人通知课程安排事宜，而安徽省教育厅长程天放与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的反动分子暗中勾结，准备将列入赤色分子黑名单的他就地逮捕，他只好仓皇出逃。安徽大学的不幸遭遇，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对政府当局是不会容忍他这样的“激进”分子的。此后，凡是教育机关的聘书他一概谢绝，死心塌地做自由撰稿人。
在安徽大学所遭受的羞辱以及心灵的创伤尚未平复，一场新的灾难又接踵而至。这主要是由他参加和离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引起的。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共产党主管文艺工作后的产物，基本成员是创造社、太阳社的党员作家和骨干分子以及党组织分管文艺工作的干部，党中央领导同志在其筹备期间即已确定鲁迅为盟主。1980年1月，夏衍在《“左联”成立前后》的文章中回忆说，“左联”纲领和“左联”发起人名单两个文件起草后，就是由他和冯乃超拿去“征求鲁迅的意见，希望得到他的批准”。文章写到：
鲁迅很仔细地同时也是很吃力地阅读了那份文字简直象从外文翻译过来的纲领，后来慢慢地说：“我没意见，同意这个纲领。”……最后他提出为什么没有郁达夫参加发起？我们说，郁达夫最近情绪不好，也不经常和一些老朋友来往。鲁迅听了之后，很不以为然地说：“那是一时的情况，我认为郁达夫应当参加，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我们表示同意。不过我们说还得征求他本人的意见，鲁迅也赞成。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郁达夫承受反动统治阶级和同伴们的双重压力。自1927年初发表《广州事情》之后，他所处的环境一直是前有敌人锋刃的威胁，后有战友流弹的误伤。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里完全否定了他的进步性，指责他既是叶圣陶式的“厌世家”，又是鲁迅之流的时代“落伍者”；1928年9月郁达夫创办《大众文艺》月刊，提倡“大众文艺”时，同样遭到了来自内部同伴们的蛮横批评，彭康在《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中甚至骂他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堕落的享乐主义者”。在这种腹背遭受攻击的境遇里，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他，在革命处于困难时期，心中怎能不感到悲苦、孤独和寂寞，进而产生一种犹豫、彷徨和动摇心理呢？冯乃超、夏衍等人批评郁达夫的情绪不好，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方面。
其实，这些只是郁达夫当时思想情感中很微不足道的一个侧面，其主流思想还是反对国民党军阀政府推行的封建文化专制及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政策，并与鲁迅一道为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不顾反动派的政治“警告”和同伴们的错误攻击，而是首先考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置个人的恩怨得失于度外，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前后，他以辛辣的现实主义笔触深刻地描摹了新军阀政府的腐败统治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沉重灾难，揭露了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残害进步人士的罪行，喊出了人民群众争自由、要民主的正义呼声。即便如《感伤的行旅》等抒情味很浓的散文，也会不失时机地加入一段对新旧军阀腐败统治的嘲讽和鞭挞。他从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看到了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呼吁有识之士重视农民群众的启迪工作，努力开拓农民文艺的广阔天地，如《谁是我们的同伴者》、《乡村里的阶级》、《农民文艺的提倡》、《农民文艺的实质》等就代表了他此期的创作倾向。
对“左联”领导不顾国内复杂的社会现实，盲目的去照搬苏俄“纳普”和日本“拉普”的经验，让文学艺术家们放下手中娴熟的笔，去冒险搞什么飞行集会、刷标语、散传单之类的活动，郁达夫、鲁迅等人都是持有异议的。鲁迅认为：“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不同意赤膊上阵，要采取散兵战、壕堑战、持久战等战术。”（冯雪峰《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郁达夫同鲁迅一样，对动荡的时局保持着十分清醒的头脑。如当时的“左联”领导要派他去做所谓的“实际工作”时，他马上回绝道：“分传单这一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后来他还向史沫莱特、林语堂、徐志摩等人表示过这个意思，并在半年之后致信“左联”领导，“公然的宣布了辞职”，避免了许多无谓的“牺牲”。结果，本来就对郁达夫不愿“去做实际工作”不满的“左联”常务执委们，接到郁达夫的辞职书，竟做出“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并当场表决开除郁达夫”的决定，时值1930年的11月16日。将郁达夫开除盟籍，是“左联”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鲁迅得悉此事后曾表示“不同意文总的决定，认为人手多一个，好一个”，这种既不溢美、也不藏拙的评价态度，说明鲁迅对郁达夫在“左联”时期的思想和行为是肯定的。
与“左翼作家联盟”宣布脱离关系后，郁达夫名义上不再承担为之尽义务的责任，幕后仍与它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回忆鲁迅》中说：“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为左联及工作者的帮忙，也着实不少。除来不及营救，已被他们杀死的许多青年不计外，在龙华，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许多作家，或则减刑，或则拒绝引渡，或则当时释放等案件，我现在还记得起来的，当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数。”被“左联”开除后，郁达夫表面上看似很超脱，毫不介意，但在心灵深处却久久不能释怀，并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和创作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即少了革命和进取，多了中庸和颓唐。小说《东梓关》、《迟桂花》就是他这一阶段的人生体验。这两篇小说所着力刻画和描写的都是世外桃源般的大自然，与人事和睦、宁静安详的人文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风浪险恶的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厌烦，对宁静田园生活的向往。应该说，这两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郁达夫在残酷的白色恐怖压迫下内心的寂寞和疲倦。有了《东梓关》、《迟桂花》奠基，以后郁达夫举家迁杭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
郁、王婚后虽被人称为“富春江上神仙侣”，但家庭矛盾和摩擦从未间断，甚至发生过郁达夫多次离家出走的现象。这既暴露出郁达夫自身的性格缺陷，又表明王映霞是推动其举家迁杭的主要因素之一。
1930年夏天，他们在上海嘉禾里居住时，郁达夫的二哥养吾从富阳来沪看望。郁达夫与二哥感情非常融洽，相互间的来往也较与长兄频繁，当初他和王映霞订婚时，二哥是郁家唯一的代表。因此，郁达夫和王映霞对其都心存感激，没齿难忘。兄弟二人久别重逢，推杯换盏，畅快淋漓，大有千杯不醉之势。出于对兄弟二人身体健康的关心，在他们酒酣耳热之际，王映霞事先未告知就端出饭来，并出言制止他们喝酒，郁达夫一怒之下，气呼呼地出门而去。王映霞苦等郁达夫不回，心急如焚，却无可奈何，直到次日晚上才接到他从宁波发来的电报，称“人在宁波，钱和手表在码头均被小偷窃去，速送100元救急云云”。接到电报，王映霞又急又气又恼，匆匆忙忙地筹措了100元钱，亲自前往宁波。此番波折，并不是他们夫妻感情出了问题，而是因其性情使然，夫妇二人很快就冰释前嫌。用王映霞的话说就是：“郁达夫有过人的智慧，有绝世的才华，可是每当他脑筋一转，脾气一发，他就不会顾及前后，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王映霞《王映霞自传》)郁达夫事后一再向王映霞真诚地承认错误，信誓旦旦地表示今后永不再犯，结果却故伎重演，甚至一次比一次厉害。
1932年岁初，郁达夫第二次离家出走。王映霞《自传》云：
1932年3月10日，他突然又不告而别，我打开抽屉，发现少了一张存有500元的钱单，这些钱对我们当时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款子，我骤然震惊了一下，但马上又想开了，钱是身外之物，失去了并不稀罕，只是不知他又跑到哪儿，会不会出意外?心里有点着急。上海的亲戚、朋友家我不敢去打听，怕被人笑话，面子上下不来。母亲和外祖父早就搬回杭州去住，无人可以商量。我是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而且是自愿嫁给他的，死活我得一个人承当。
任你怎么心烦意乱，还得做家务，照顾孩子，有朋友来访时，我以谎言搪塞，只说达夫外出几天，不久就会回来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我仍没有郁的半点消息。不料有一天，我意外地收到我表姐张幼青(她后来嫁给周象贤)的来信，信中说，她前几天在杭州闸口的江边，看见郁达夫，他随身未带行李，手中只提了两包旱烟，走上了开往桐庐的轮船。
读了信，我心中马上猜到他出走的原因，是因为在上海住厌了，况且我又老劝他少喝酒，大约想走回头路，回到富阳去。
王映霞在《自传》中所讲大部分是事实，但她对郁达夫出走原因的指责，却与事实不太吻合。1931年，白色恐怖进一步加剧，创造社后期成员李初梨被捕，郁达夫四处奔波营救未果，自己也受到警告，心情十分糟糕，便不辞而别，再次上演“离家出走”的闹剧。离开上海后，他在江浙的乡村看到一幕幕祭祖上坟的情景，触动了乡愁，悄然去了故乡。郁母见儿子回来，便劝他与分居的妻子孙荃重归于好，终因孙荃性情刚烈，未能原谅他抛妻别子、另寻新欢的错误，彼此失之交臂。与孙荃旧梦未圆，又惹怒了白发老母，他只好在富阳乡间寻古问幽，并写下《钓台的春昼》。郁达夫回家后受到王映霞的严苛盘问与责难，王映霞《自传》中记载了事情解决的经过。文曰：
他听了我的话，一言不发。我也不哭、不闹，只写了一封信给我的母亲，她老人家收到我的信，立即从杭州赶到上海。
郁达夫知道母亲是当年我们婚约中仅有的一个反对者，而今的事实放在眼前叫我怎么办呢?母亲问他：“达夫！你说应该怎么办?”郁达夫无言以对。两人从深夜谈到天明，郁达夫写了一张保证书交给母亲，母亲用信封封好，交给了我。于是，从表面上看这件事是似乎已经告一段落了，但在我的感情上，创伤却一日一日地加深下去，因为任何物质，是交换不到感情的。
……想着已经出世了的两个孩子，想着腹中那七个月的胎儿，又想到这几年来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一个家，我真感到了来日之茫茫。
王映霞母女都在大盐商家庭里熏染过，对物质利益看得很重，不仅要郁达夫写出书面保证，还迫使他当众亲笔签署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交律师徐式昌、北新书局的李小峰经理和王映霞各执一份。有了郁达夫的“人格担保”和“经济担保”，这场家庭风波也因郁达夫服软认输暂时告一段落，但在彼此的心灵中都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当郁达夫把“版权赠与书”交给王映霞的霎那间，一种幻灭的悲哀同时袭上了心头。这件事在王映霞心中的震憾同样也很大。她本来热情大方、性格开朗、喜交际、爱热闹，结婚后几乎把自己封闭起来了。经过这次家庭变故，她不愿再把自己圈定在小家这个范围里，而是走出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
对于郁达夫动不动就离家出走的原因，王映霞在《自传》中曾这样分析道：
郁达夫的个性自幼孤独，青少年时代就没有开朗的机会，尤其是在日本一住10年。正如他自己在《血泪》中所写的那样：“在异乡飘泊了10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变了……”环境给他养成一种苦闷的颓废的性格，不习惯于有规律的家庭生活。到了某些时候，他想恢复一下他的幻想，便立刻会无声无息地出走一次。但是，也不会走得太远，不久自己也就会回来。
找到了郁达夫一次次离家出走的原因，王映霞也就一次次原谅了他，而且采取了更为理智温和的态度，使其“冲动”消灭在萌芽状态里。随着郁达夫离家出走次数的增多，新婚时的热情渐渐冷却，王映霞对大上海光怪陆离的生活越来越不适应，经常苦苦思索人生的下一个驿站。
三
思想感情一旦产生变化，对很多事情自然就会重新认识。如果寻找到一个有安全感的居住地，又能给生活带来新鲜刺激，那该多好啊！夫妻二人不谋而合，立刻将迁移之事提上了日程。
王映霞的理想之地是杭州。她认为，“唯一符合我们生活上、经济上、愿望上的去处，是坐4小时火车即能到达的杭州”，“在我从来不关心政治的胸怀里，认为杭州是我出生、入学、长大的家乡，有我母亲故旧、同学朋友、想象中的最好去处，可以作为我的终老之乡”，而从经济和生活的角度考虑，“那时杭州的生活费用只需上海的一半，北新书局若能守信用，将每月200元的版税按时寄来，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就不成问题了”（王映霞《王映霞自传》），杭州也是最理想的场所。
王映霞热爱故乡杭州，愿意叶落归根，而郁达夫对杭州也同样情有独钟。郁达夫的出生地富阳与杭州一水相连，无论是陆路，或是水道，都不足百里。1911年2月，年届16岁的郁达夫怀着远大的理想，跟随家中请来的一位老秀才，首次离开了故乡，乘船前往杭州考中学。西子湖畔的灵山秀水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美好的印象，若干年后留学日本，初到杭州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其《自述诗》曰：
儿时曾作杭州梦，初到杭州似梦中。
笑把金樽邀落日，绿杨城廓正春风。
结束中学时代的生活后，郁达夫不时地写诗作赋，来抒发他对曾哺育过自己成长的第二故乡――杭州无限怀念的情感，如三首《西湖杂咏》就是其中出色之作。
西湖杂咏
歌舞西湖旧有名，南朝天子最多情。
如今劫后河山改，来听何戡唱渭城。
细草红泥路狭斜，碧梧疏柳影交叉。
荷风昨夜凉初透，引得麻姑出蔡家。
绿波容与漾双鸥，莲叶莲花对客愁。
明月小桥人独立，商量今夜梦扬州。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郁达夫在心灵上又经历了一次大的幻灭，并再度与杭州发生亲密的关系。离开创造社后，郁达夫的心情是很寂寞孤独的。正像他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断绝交游，抛撇亲串，和地狱底里的精灵一样，不敢现身露迹，只在一阵阴风里独来独往。”在这样一种境遇里，杭州名姝王映霞给他带来了春的信息。与王映霞恋爱的成功，使郁达夫与杭州的关系更加密切。此后，每当白色恐怖加剧，在上海不能立身，或精神劳累需要休息时，他就径直来杭州避难或著书立说，甚至一踏入杭州的境地，就能“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客杭日记》、《沧州日记》等就记载了他在杭州避难或著书立说时的行迹。
1932年10月7日的日记云：“在南高峰的深山里，一个人徘徊于樵径石垒间时。忽而一阵香气吹来，有点使人兴奋，似乎要触发性欲的样子，桂花香气，亦何尝不暗而艳，顺口得诗一句，叫作‘九月秋迟桂始花’，秋迟或作山深．但没有上一句。‘五更衾薄寒难耐’，或可对对，这是今晨的事实，今晚上当去延益里取一条被来。”触景生情，由情发为诗，此则日记所云便是最好的证明。在杭州期间的游山玩水，查访风俗民情，既给体弱多病的郁达夫带来了身心愉快，又使他得到了许多创作素材，同时也诱发了他的创作欲望。杭州山水陶冶了诗人郁达夫的情操，而丰富多彩、气象万千的城市居民生活则勾起了他沉寂数年的小说创作之火。像在艺术上达到炉火纯青境界的《东梓关》、《迟桂花》，《碧浪湖的秋夜》等就是作者这次在杭州“静养沉疴，细写东西”期间完成的。也许这次来杭，对郁达夫来说，意外的收获太多了，情感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安慰和满足，所以一度竟使他产生了携妻儿“隐此间”的欲望。如10月25日所作的寄王映霞诗就流露出了这种意思。
一带溪山曲又湾，秦亭回望更清闲。
沿途都是灵宫殿，合共君来隐此间。
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和风雨同舟的战友，携妻儿来杭州隐居，虽系一时的戏言，却埋下了诗人以后终老杭州的种子。1933年4月23日，郁达夫和王映霞经过认真思索，终于觉得举家离沪迁杭。《移家琐记》就是他们当时迁杭的情景和心情的真实记录：
流水不腐，这是中国人的俗话，Stagnat Pond，这是外国人形容固定的颓毁状态的一个名词。在一处羁住久了，精神上习惯上，自然会生出许多霉烂的斑点来。更何况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这一回却因朋友之介，偶尔在杭城东隅租着了一所适当的闲房，筹谋计算，也张罗拢了二三百块洋钱，于是这很不容易成就的戋戋私愿，竟也猫猫虎虎地实现了。小人无大志，蜗角亦乾坤，触蛮鼎定，先让我来谢天谢地。
文章开宗明义便说出了“离沪迁杭”的原因，语调沧桑，怨情中充满无奈。美丽的杭州城仿佛有情似的，在他举家迁杭的当天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夜的春雨，欢迎这个游子荣归。杭州的新环境和新气象，使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心情发生了变化，以往的恩恩怨怨被杭州的山水涤荡得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二人和好如初，宛如新婚一般。
责任编辑：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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