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梳理文化产业发展理论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本文运用2008到2010年上市公司行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文化产业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潜力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实证检验表明：我国文化产业具有良好的成长潜力，但内部各行业的生存状态差异较大，人才资源、技术创新和融资能力是影响我国产业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与制造业和其它行业相比，技术人员比重、R&D投资、银行借款比例等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其政策含义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一方面要求管理部门制定区别性的政策法规来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需要文化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健全人才培训机制。
[关键词]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技术创新；人才资源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9－0154－05
一、对文化产业理论的简要回顾与评论
法兰克福学派开创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先河，而在其内部一开始便已经有了“文化产业可行性”之争。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丧失了艺术本质，消解了人的个性，限制了文化的批判精神，成为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不同的声音来自于同样归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他对文化工业持肯定态度，认为复制技术使“艺术品从少数人垄断和欣赏中解放出来，为大多数人所共享，给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伯明翰学派则更加辩证地看待文化产业，倾向于支持发展文化产业。布迪厄在20世纪末提出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本以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向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变，戴维・思罗斯比将文化资本视为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并列的第四种资本。可见，由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激烈批判，到伯明翰学派的宽容，再到后来对文化产业的理解和认同，态度日趋温和，但质疑的声音却从未停止过。
时至今日，理论界“文化产业可行性”之争仍未停止，但从发展实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的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发展为文化产业提供了资本运营和技术基础，文化产业获得了迅猛发展，其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日益凸显，已经成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不争的事实使得文化产业理论的批判主义者们搁置了争议，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文化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管理、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和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然而，在这些研究当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悄然出现并逐渐成为现代文化产业理论关注的焦点：文化产品承载的历史责任应该是什么?围绕这一问题而进行的争论本文将其称为“文化产品定位之争”。多数研究接纳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认为文化资本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与衰退的关键性因素和经济增长的最终解释变量之一，一方面体现了人类行为的本质特征和决定人类选择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又是潜在地制约和影响着制度安排、技术进步及物质利用。另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关注文化产品的文化价值，认为文化产品首先是一种符号或者信息，其次才是商品的属性，而文化产品基本的经济价值来源于其文化价值，文化产品应该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和传承者。更为综合和主流的观点认为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诉求是更好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更好地塑造国家文化形象，不断提高民族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文化软实力，简单地说，就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然而与良好愿景相悖，由于文化不断被物化，使文化由“上层建筑”下沉为“物质基础”，始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运动中的“反文化性”趋向死灰复燃。柏定国指出我国文化产业具有“反文化”特征，文化传播日益明显的产业化和商业化趋向让社会文化逐渐失去应有的公共精神，文化因为或垃圾化、或快餐化、或低俗化走向“反文化性”一面。
综上所述，尽管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仍然存在着“文化产业可行性”和“文化产品定位”等争论，但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和综合国力却是不争的事实。努力培育和发展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对我国而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和提高经济实力的重要途径，事关经济发展、民族文化的弘扬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已成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中的上述争论也并非相互对立、不可调和。由否定和批判到肯定和包容是东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的研究趋势，也是文化产业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相统一的表现。正如我国学者王广振和曹晋章所指出，“文化性”的目的在于满足个人和社会的文化需求，“产业化”关注的是生产效率、成本控制、市场竞争以及攫取利润等等，表面上二者毫不相干、甚至互相冲突。实质上，文化性是文化产业的目的和本质，产业化是文化产业的手段和工具，二者处于文化产业的不同层面，所以不会产生根本矛盾和冲突，而且在实践中文化性与产业化二者是可以相互促进的，文化性的改善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扩大市场规模，从而促进产业化目的的实现；基于现代市场体系、高度专业分工和快速技术革新的产业化是一种高效的手段，可以极大地提高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效率。
二、我国文化产业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潜力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步入快速发展期，成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和推动文化大繁荣的引擎。这种快速发展的局面，首先得益于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文化产业政策体系日益完善，发展文化产业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好，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法制环境。其次在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本身具有的比较优势，对比世界各国文化产业的生存状态，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庞大的文化消费市场。但我国的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发展水平还不高，活力还不强，知名品牌还不多，尚有许多可供发掘的业态空间期待人们去拓展。要使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适应，与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形势相适应，让文化产业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就需要总体把握我国文化产业的生存状态和成长潜力，从而科学合理地设计政策和优化发展环境，解决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行业数据，从行业比较的视角对我国文化产业的生存状态和成长潜力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
由于文化产业下细分行业的名称并不统一，它所包含的各细分行业都分散在各个相应的产业部类中，本文直接采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1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作为行业分类的标准。为便于比较分析，除制造业外，在类别的细化程度上除制造业外均仅取到门类；限于行业内上市公司样本数量，没有考虑金融保险行业；在其中选择能够被明确划分到文化产业的文化传播、电子和信息技术行业归为一类。经过上述处理，共得到11个行业(限于篇幅，表1中并未全部列出所有行业的评价结果)。本文设定的时间窗口是2008到2010年，因此有意义的样本应在2008年之前上市。经过统计，共有810家上市公司进 入本文的应用范围，其中文化产业上市公司共248家(剔除ST、*ST上市公司)，包括传播文化行业19家，电子行业101家，信息技术行业128家；非文化产业上市公司共562家。在评价指标的选取和度量方面，生存年限用来衡量文化产业成长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基本状态。在具体测量时，首先，用是否发生过亏损作为衡量标准，若净利润在三年内任一年出现负值，则认为发生过亏损，赋值0.2；若净利润未出现过负值，则赋值为0.8。其次，依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产业具有不同的成长性，表现出不同的生存特征，从而也将成长阶段作为测度文化产业生存状态的一个重要指标。采用近三年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之和与近三年筹资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之和来测量，如果投资为正，筹资为负，为成熟期，赋值0.35；投资为负，筹资为正，为成长期，赋值0.65。此外，本文还选择了费用净利比衡量生存质量作为第三个评价文化产业生存状态的指标，一定的费用支出是为了更多的经营效益，同时也能反映环境的支付成本，如果一段时期内的费用支出超过了收益，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生存状态较差，反之则可能生存状态较好，由于是逆向指标，在具体衡量时将其进行了正向处理。对文化产业成长潜力的衡量采用了销售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技术水平、行业特征等四个指标。销售收入增长率用来反映公司的市场占有能力以及市场拓展能力；总资产增长率用来反映公司当期的发展状况，一般发展良好的公司资产是稳步增长的；技术水平用来反映公司所具备的在未来开发先进技术、先进产品等的能力；行业类型主要是反映公司所属行业的整体状况和发展前景。上述任意指标隶属的行业数据是由行业内上市公司对应数据的平均值。
从表1中可以看出：第一，我国文化产业的生存状态并不优越。一方面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成长年限较短，生命周期仍处于早期成长阶段，另一方面我国文化产业内部存在结构性差异，由于具有较高的生存质量和所在成长阶段的独特优越性，信息技术行业的生存状态最好，而传播文化行业由于处于弱势成长阶段，导致行业内企业生存年限低下，死亡率高，电子行业各指标均处于中间位置。第二，我国文化产业具有较高的成长潜力和发展空间。三个细分行业当中，信息技术行业和电子行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受到国家政策支持和倾斜；文化传播和信息技术行业总资产增长率排在各行业的前列，文化传播行业的销售增长率也较高；就技术水平而言，信息技术和电子行业处于中间位置，但文化传播行业技术创新能力较低，故整体而言，我国文化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三、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我国文化产业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人才资源和技术创新能力等我国多数行业发展的普遍面对的影响因素，又有观念传统、法律环境等因行业不同而产生的特殊影响因素。然而，上述影响因素虽然被学者们反复提及，但鲜有研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为揭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症结所在，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可行且操作性强的文化产业发展建议，以下将对影响我国文化产业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检验。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只研究人才资源、技术创新能力和融资能力三个对行业发展而言影响较大的因素，检验其是否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鉴于文化产业的细分行业较多，既有信息技术和电子等涉及制造、设计等员工的行业，又有以同类型员工为主的传播文化行业，本文在此遵循广义的人才概念，用各行业的员工规模(PeopSize)来表示人才资源的大小。高新技术贯穿了文化产业的整个价值链条，同时为文化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和产业链条的延伸带来了更大的空间，科技创新是促进文化产业链升级的关键因素。一方面信息知识和科技创新的不断扩散以及应用速度和强度的不断增加，使科技增长周期不断缩短，进而使文化产业更新周期相应缩短，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科技的高速发展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使文化产业向高技术、高集约化演化，促进文化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延伸了文化产业链，使文化产业向新业态、高层次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增长极。此外文化产业与周边环境、制度环境相互协同，形成了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成为文化产业链升级和科技创新的动力。本文用R&D资金投入总额(R&D)、技术人员比重(TechRatio)和专利数量(Patent)三个指标衡量技术创新能力。资金是企业的“血液”，资本资源是一种稀缺性资源，企业能否分享这一稀缺资源及分享多少取决于企业的融资能力。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资本运作的支撑；文化产业引入资本元素可以确保长远投入、融聚产业资源、推动产业升级与融合、形成人才优势。本文用投入资本回报率(ROC)、银行借款比例(BankRatio)来衡量融资能力的大小。此外，为了便于比较分析，本文设定了行业类型控制变量，文化产业(Culture)作为主体类别，制造业(Manufacturing)和其它行业(Others)作为对比变量。本文选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以上变量对我国文化产业生存状态(state)和成长潜力(Potential)的影响，使用的仍然是评价我国文化产业生存状态和成长潜力的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上述所用变量的取值均是2008－2010近三年上市公司数据的行业均值。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各模型的拟合优度R2均在0.5以上，且F统计量的检验值在25以上，表明各回归模型蕴含的线性相关关系均成立。从模型M1可以看出：除技术人员比重对生存状态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它变量的回归系数大于0且均小于0.05，表明人才资源、融资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R&D资金投入总额和专利数量维度与文化产业的生存状态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系数，且从标准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看，投入资本回报率、专利数量和员工规模对我国文化产业生存状态的影响力较大；除专利数量对成长潜力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它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大于0且小于0.05，表明人才资源、融资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R&D资金投入总额和技术人员比重与文化产业的成长潜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系数，且从标准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看，银行借款比例、R&D资金投入总额和投入资本回报率对我国文化产业成长潜力的影响力较大。从模型M2和M3来看：除技术人员比重对文化产业和制造业以外的其它行业的生存状态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余自变量均对生存状态因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这表明人才资源、技术创新能力和融资能力与制造业和其它行业的生存状态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除R&D资金投入总额对文化产业和制造业以外的其它行业的成长潜力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余自变量均对成长潜力状态因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这表明人才资源、技术创新能力和融资能力与制造业和其它行业的成长潜力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模型M1与模型M2和M3的比较来看：员 工规模与文化产业、制造业以及其它行业的生存状态和成长潜力均显著正相关，且与制造业和其它行业相比，员工规模对文化产业生存状态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对文化产业成长潜力的影响相对较大；R&D资金投入总额对文化产业和制造业的生存状态与成长潜力均存在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两行业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技术人员比重对文化产业和其它行业的生存状态不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各行业的成长潜力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制造业成长潜力的影响最大；与制造业和其它行业相比，专利数量和银行借款比例对文化产业生存状态的影响较大，但对文化产业的成长潜力不具有显著影响；与制造业和其它行业相比，投入资本回报率对文化产业的成长状态影响较大，但对制造业的成长潜力影响最大。
四、结论与建议
在梳理文化产业发展理论和揭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本文基于2008到2010年上市公司行业数据，从行业的视角对比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潜力，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所得的结论主要包括：第一，文化产业内部各行业的生存状态差异较大。由于具有较高的生存质量和所在成长阶段的独特优越性，信息技术行业的生存状态最好；而传播文化行业由于行业处于弱势成长阶段，导致行业内企业生存年限低下，死亡率极高，生存状态较差；电子行业的生存状态处于中间位置。第二，文化产业内部各行业成长潜力相近且排名较为靠前，表明我国文化产业具有良好的成长潜力和发展空间，但整体而言我国文化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第三，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验证了前人的定性结论，人才资源、技术创新能力和融资能力是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但行业比较得出许多新的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直接的政策含义。我国文化产业具有良好的成长潜力，但内部各行业的生存状态差异较大，这就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区别性的政策和法规来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降低文化企业的死亡率，从而整体上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实力。首先，要拓宽文化市场投资融资渠道，提升文化产业的融资能力，拓宽文化市场投融资渠道，建立多方投融资机制，是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要及时制定适应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为民营资本、外资等社会其他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扫清障碍，逐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筹资机制和多途径、多形式的投入机制。其次，要加大对文化产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增加R&D投人，促进新专利新产品的问世，使丰富的资源得以充分利用。转变、创新观念，树立全新的文化产业意识，是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竞争力的前提。我国文化产业要想在起步落后的状况下，与发达国家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必须以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思路向世界展示“中国创造”的无限魅力。第三，要健全人才培养机制，提高文化产业创意人才的专业素质。强有力的人才队伍是发展文化产业必要的前提。随着文化产业越来越成为高新技术与高知识含量密切关联的领域，对专门人才的知识与能力结构要求越来越高。当然，限于数据获取的难度和篇幅所限，本文并未对法律环境、区域资源等其它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这将是本文以后的研究选择之一，但毋庸置疑的是，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法规体系，发挥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培育特色文化产业等举措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李然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