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我家居住在贵阳市上合群路的一个大杂院里，这所宅院一共住了十几户人家。过去，大家的生活水平上下差不了多少，邻里之间也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哟，毛弟，今天你家吃的是白米饭啊！”
如果有哪家吃上白米饭的话，小朋友们都会叽叽喳喳地吵嚷开。
“给你吃砣白米饭。”
“给你吃块肉嘎嘎。”
此时，吃“包谷饭”的我或是在吃“高梁饭”的高巴，会把头埋得很低很低。有时，小伙伴们聚在一起，会把自己最好吃的饭菜分给你，同时嚷道： “晚上‘打游击’的时候，也让我们当‘解放军’哈。”
我常常就是这样，端起一碗饭，只要跨出门槛，至少两三个小时不见踪影，有时连碗筷吃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通常我们这帮孩子在吃晚饭时，速度都很快。因为动作慢了，“打游击”的时候小伙伴们是不会等你的。一旦小伙伴们集合起来，开始用剪刀石头布来决定赢家当“解放军”，输家当“坏蛋”时，我就会三下五除二地把饭菜塞进嘴里，随手将碗筷往地上一扔就跑去了。
有一次，当我们一群孩子正在为划剪刀石头布争个输赢时，街上几个大孩子破天荒地要和我们一起“打游击”，而且这几个大哥哥还主动要求当“坏蛋”，这可乐坏了我们，也让我们真正过足一回当“侦察兵”的瘾。
那个漆黑的夜晚，在几个大哥哥的“特别导演”下，我们这群孩子统统被安排在合群小学的操场坝上趴着，聚精会神地学着电影里的侦察兵，在地上做着匍匐前进的动作。这几个大哥哥顺手就用刚吃完饭的锑钵和大碗盖在头上，同时又从街边找来竹竿和扫把当“枪”端着，俨然一副“日本鬼子进村扫荡”的模样，大踏步地在我们的背上来回地踩来踩去,时不时发出“扑哧”一声坏笑。尽管小伙伴们被踩得很痛,但为了“侦察兵”的身份不被暴露，一个个可怜巴巴，一动不动、咬牙忍受着,不吱声。谁叫我们是“侦察兵”呢？可我不行,有个家伙一脚踩在我头上,我一下疼得大哭起来，于是，这几个所谓的大哥哥便忍不住哈哈大笑地跑了……就在这时，小金荣和小文英突然慌慌张张地跑来向我报信：“王三，你家外婆正拿着竹条子到处找你，你还不赶快回家！”由于害怕大人的棍棒，我只好忍住哭声躲了起来。直到我外婆转了一圈，走了。小马仔和小老四这才从墙角找来半块红砖头让我用双手在上面“摸红”，之后他们把砖头砸碎，最后挑块较小的红砖块放入我口袋中说：“好哦，‘摸红’不染手，你已经摸哦，保你回家不会挨打。”
几分钟的路程，我一路作揖，祈祷能躲过此劫，但那次祈祷没显灵。刚一进门大人就问：“你吃的碗呢？”这时的我这才如梦初醒，心里“咯噔”一下，在大人的一阵棍棒之下，我又“被迫”重新回到原地寻找碗筷。
20世纪70年代，货郎在城市里还是比较常见的。他们通常都是以货换货，这样方便了许多孩子，至少吃一个泡饼，我们不会再为凑7分钱一两粮票而发愁了。货郎几乎都是乡下人，在农闲的时候，他们就挑着担子进城来搞“投机倒把”，所有的小杂货就放在担子里面。
我们最喜欢货郎来大杂院了,当时所有的小孩都是这样。
那年月，小孩子要吃水果糖或泡饼之类的零食不容易。只要货郎来了，院里院外，不管是大妹、二妹，还是五妹、芳妹以及小芳、玉兰、徐律，无论是在跳绳还是在跳板，都会飞快地跑回家里通知大人。而我们男孩子总是急急忙忙地在家里乱翻，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一两样废铜、旧铁或牙膏皮之类的东西。当时的牙膏皮是锡制的，拿到废品收购站是可以卖钱的。那时，小孩子存牙膏皮也是一大爱好。不过，一旦货郎来了,哪怕家里还剩下半支牙膏，但为了拿去跟货郎换回几颗糖果或泡饼，我们总是瞒着大人偷偷把牙膏全部挤掉……有时,我们会跟在货郎的身后,悄悄学着货郎的口音,觉得新奇、有趣。换回的糖果或泡饼我们并不急于吃掉，要等到最馋的时候才去美美地闻一闻、舔一舔，大家要比的是谁的糖果或泡饼最后吃完。后来货郎走了，我们的心里空荡荡的，似乎一切快乐都被他带走了。
我们总是期盼货郎的再次出现，这样的期盼有时短，有时候却很漫长，漫长得连我们自己的期盼都给忘却了。于是，当货郎再次来到大杂院时，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摘自王明《魂萦梦绕大杂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