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到现在，我的父亲有二十四五年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了。 埋他的那堆黄土前的柳树，都已经很粗很粗。不知道他这二十四五年想我没有，想他的儿女和我的母亲没有，倘若想了，又都想些啥儿，念叨一些啥儿。可是我，却在25年间，总是想念我的父亲，想起我的小时候，父亲对我的训骂和痛打。好像，每每想起我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
能记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读小学。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会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然后把这几块钱全都换成一叠儿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枕头的苇席下，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几张地发给他的儿女、侄男侄女和在正月十五前来走亲戚的孩娃们。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几十张一毛的票儿却没有几张了。
那一年，我很早就发现那苇席下藏有新的毛票儿。那一年，我还发现在我上学的路上，我的一个远门的姨夫卖的芝麻烧饼也同样是一毛钱一个。我每天上学时，总是从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张钱，在路上买一个烧饼吃。偶尔大胆起来，会抽上两张，放学时再买一个烧饼吃。那一年，从初一到初五，父亲没有给我脸色看，更没有打我和骂我，他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高兴兴地过完一个春节。可到了初六，父亲问我偷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厉声让我跪下了。又问我偷没有，我仍然说没有，父亲就在我脸上打了一耳光。再问我偷没有，我仍说没有时，父亲便更为狠力地朝我脸掴起耳光来。
记不得父亲总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记得父亲直打到我说是我偷了他才歇下手。记得我的脸又热又痛，到了实在不能忍了我才说那钱确是我偷了，说我偷了全都买了烧饼吃掉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啥儿，把他的头扭到一边去。我不知道他扭到一边干啥，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姐姐们，可等他再扭头回来时，我们都看见他眼里含了泪。
第二次，仍是在我十岁之前，我和几个同学到人家地里偷黄瓜。仅仅因为偷黄瓜，父亲也许不会打我，至少不会那样痛打我。主要是因为我们偷了黄瓜，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菜园中那一季卖黄瓜的钱。人家挨个儿地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去，说吃了的黄瓜就算了，可那一季瓜钱是人家一年的口粮哩，不把钱还给人家，人家一家就无法度过那年的日子去。
父亲也许认定了那钱是我偷的，毕竟我有前科，待人家走了后，父亲把大门闩上了，让我跪在院落的一块石板铺地上，先噼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顿后，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因为我真的没有偷，就说真的没有偷，父亲就又噼里啪啦地朝我脸上打，直打得他没有力气了，气喘吁吁了，才坐下直盯盯地望着我。那一次，我的脸肿了，肿得和暄虚的土地一样。因为心里委屈，夜饭没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上床了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父亲却把我摇醒，好像求我一样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父亲就拿手去我脸上轻轻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去看着窗外的夜色和月光。看一会儿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过的石板地上的一张凳子上，望着天空，让夜露潮润着，直到我又睡了一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静静地坐着。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那儿思忖了啥。几十年过去了，我依旧不知父亲那时到底是在那儿省思还是漫想着家和人生的啥。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打我的，应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是我没有让父亲痛打我。那时我已经越过十岁，也许已经十几岁，到乡公所里去玩耍，看见一个乡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拿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父亲问：“在哪儿？”
我说：“就在乡公所的大门口。”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素洁的乡村孩子了。到后来，那个刮脸刀，父亲就长长久久地用下来了。每隔三朝两日，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特别温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一样。我不知道为啥儿，我从来没有为那一次真正的偷窃后悔过。直到又过了多年后，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上来。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十多年，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哩，结实呢，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
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也和当年打我的父亲一样，把脸扭到了一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