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歌剧院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悉尼市。这座综合性的艺术中心在现代建筑史上被认为是经典作品，也是澳大利亚的象征性标志。它是20世纪最具特色的建筑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表演艺术中心。虽然它只有38岁的历史，却已作为最年轻的成员跻身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名录。远望这座世界著名的建筑，它洁白而又宏伟，仿佛被上帝遗忘在海边的巨型贝壳或帆船。而海湾，似乎就是为了等待那远航归来的白帆栖息在自己的怀抱，人类智慧和大自然如此和谐地合为一体，堪称巧夺天工。它的设计者为丹麦设计师约恩•乌松，他凭借这座旷世之作获得了号称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里茨克尔奖。不过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名垂现代建筑史的设计师竟终身拒绝亲自去看一眼自己的杰作。
天赐良机，邂逅梦想
1957年夏，约恩•乌松像往常一样，无精打采地来到他的工作室。7年前，他雄心勃勃地开了这家建筑设计事务所后，生意一直不景气，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创意常常因天马行空而遭到客户的拒绝，在那个时代，人们觉得只有四平八稳的建筑才能经受风雨的考验。
对一个已经38岁且本来踌躇满志的设计师来说，这的确是很让人郁闷的事。所幸的是，乌松的妻子丽丝毫无怨言，坚信他有才华，总有一天会大有作为。他们带着3个孩子与乌松年迈的母亲玛娅住在他亲手设计建造的小房子里，日子虽然清贫，但也其乐融融。玛娅始终鼓励自己的儿子不要放弃梦想，她的口头禅是“上帝不会忘记努力的孩子”。
有一天，乌松接到了一个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电话。那人告诉他：“您设计的“‘贝壳’方案从来自32个国家的232名设计者的作品中脱颖而出。”乌松有点晕，好几秒后才回过神来，他不抱希望参加了澳大利亚“一块小土地上的歌剧院”设计竞赛，获得了第一名！
那还是半年之前，从一本瑞典的建筑杂志上，乌松无意得知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州向全世界发起悉尼歌剧院的设计竞赛。他突然感到眼前一亮，他一直有个梦想，在海上能修建一座史无前例、震撼全世界的特殊建筑，这机会简直和他的梦想不谋而合！然而他没有去过悉尼，只能凭借自己在海边渔村生活过的经历和悉尼的资料来进行构思。他每天躺在海边的沙滩上画他的草图，寻找灵感，涂涂改改。几个月后，他将那几页草图寄往新南威尔士州。
可是作品此后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就在乌松几乎忘了此事时，居然传来了喜讯。一个月之后，乌松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设计师到悉尼领走了那5000元的奖金。不过，当新南威尔士州总理约瑟夫•卡希尔向他索要歌剧院的图纸时，他这才如从梦境坠入凡间，“图纸？什么图纸？我还没有图纸！”所有的人都不曾料到大麻烦才刚刚开始。中标6个月后乌松本人才知道自己的作品获选，因此根本没有准备什么图纸。澳大利亚人快疯了。
回到丹麦后，乌松找到著名结构工程师艾拉普帮他完成这项设计，可是艾拉普很快就和乌松闹翻了。因为他无法接受乌松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有一天，两人因为结构设计理念的不同再次发生争执，艾拉普气急败坏地冲乌松吼，“没有人愿意和你这个疯子干活。”艾拉普的离开，让乌松成了孤家寡人。那些日子，乌松就像丢了魂一样，一筹莫展。到底什么样的结构设计能使用水泥浇筑工艺？这天早上，乌松坐在厨房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望着切橘子的妻子丽丝出神，继续冥思苦想他的方案。他看到妻子切下来的橘子皮，一个个站在案板上。瞬时，那个奇特的念头闪电般击中了乌松。在妻子的惊愕中，他发疯似的抱起橘子皮冲出家门，一路冲到艾拉普的办公室，“看这些，快来看这些！”艾拉普被这个神经质的男人搞傻了，但没过多久，他茅塞顿开。
1958年3月，乌松和艾拉普第二次到悉尼，联合发表了名为红皮书的悉尼歌剧院初步设计方案。尽管悉尼歌剧院建成后被人们看做贝壳或帆船，但最初乌松的灵感来自橘子。在那个计算机还没在建筑领域广泛使用的年代，悉尼歌剧院球形的屋顶，让大伙伤透了脑筋。乌松和他的设计团队反复尝试了12种不同的方法，但是由于始终无法把水泥砣安全架在屋顶上，工程几乎搁置。乌松急得像只陀螺转来转去。
有一天，他的小儿子金在院子里玩提线木偶，原本堆在地上如烂泥似的木偶，一被提起来就精神抖擞了。灵感就在这个时刻爆发了，用钢缆把所有的预制构建拉紧拼成一体，不就能把水泥砣那个难题解决了吗？乌松马上给艾拉普打电话，艾拉普佩服地笑了，“你这个家伙，怎么能想到这个鬼点子？！”乌松自豪地笑了。
内外交困 ，黯然离去
1962年，为了全力修建歌剧院，乌松举家迁往悉尼的比特渥特。由于超前大胆的设计，加上乌松追求完美、近乎吹毛求疵，预计在3年左右完工的工程一拖再拖，原来720万澳元的经费，也在一年之内追加到了980万。艾拉普向乌松提供了不少切合实际的施工建议，但都因无法体现设计的美观而被乌松否定了。乌松的执拗，让艾拉普忍无可忍，两个好朋友之间也摩擦不断。而不断增加的成本让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成了官员们的一块心病。为了筹措建造悉尼歌剧院的资金，该洲总理卡希尔甚至不得不想办法开始四处筹钱，发行悉尼歌剧院的彩票，但是效果并不佳。
眼看着州政府就要在自己的手中破产，一直支持乌松的卡希尔又急又气。有一天，乌松拿着新修改好的图纸，又因资金问题走进卡希尔的办公室。卡希尔冲他吼起来，“不要再和我提钱，我没有钱！”不久之后，不知是不堪建造歌剧院的重负，还是再也顶不住在野党对其“滥用纳税人的钱”的攻击，卡希尔竟因暴病去世。外界对乌松的批评更加汹涌。
1965年，联合党在大选中打败工党，罗伯特•阿斯金当选新南威尔士州首长，当时阿斯金派出公共工程部长大卫•休斯负责歌剧院的建造。休斯一心控制建筑成本，他强烈质疑乌松的能力。两人的关系剑拔弩张。
为了赶紧把这个像无底洞一样的歌剧院收工，1966年初，公共工程部决定停止给乌松和其设计团队付款，连带着施工队也没有钱拿。而且，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还决定以设计不周导致工期拖延为由，对乌松实施处罚性收税，即乌松此前收到的报酬必须向澳大利亚交税。如此一来，乌松要在澳大利亚和丹麦两地被双重征税，这意味着他不仅不能因悉尼歌剧院赚钱，还要为其濒临破产！
拖延薪水使施工的工人们人心惶惶。建筑方为了转移矛盾，将责任都推到了乌松的身上。许多拿不到钱的工人在建筑方和政府的煽动下，找到了乌松的家，要他支付工钱。为躲避这些人，乌松连家门都不敢进。就在此时，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乌松的母亲玛娅因堵门抗议的澳大利亚人络绎不绝，将房子团团围住，又惊又吓，终于卧床不起。乌松看着病中的母亲瘦骨嶙峋，心里满是伤痛，他多么希望让母亲看到一座完美的歌剧院在他手中诞生啊。于是他铤而走险，作了一个令人无法评判的决定。
2月28日，乌松写了一封辞职信送给休斯。他天真地认为，那座修了一多半的歌剧院离开他就无法运转。所以他在写那封信时，简直就像是在申诉，他在信中指出，政府的决定将迫使他关闭自己的工作室，没有政府的拨款，他就不能给员工支付工资。他以为休斯会低头，可事实却残酷地打破了乌松的幻想。辞职信送走不到1小时，一辆白色的政府小车直接开进歌剧院办公室，休斯的回信中写着：“谢谢，我们接受你的辞职。”乌松顿时傻眼了，他没有料到休斯会对他来这一手。随后，他万般愤懑地发了誓：“这一生不会再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第二天，澳大利亚的所有报纸都宣布了“乌松辞职撂挑子”的消息。
乌松傻眼了，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是他自己撂了挑子，他成了众矢之的。乌松和新南威尔州政府的矛盾终于以这种无法调和的形式爆发了。丽丝劝他说，等母亲的身体稍微好些再上路。他暴跳如雷地吼道，“难道还要留在这里让他们看我的笑话吗？！”一家人愤愤地踏上回丹麦的旅程。
由于路途辛苦，母亲玛娅因心脏病复发，在途中不幸过世了。乌松悲伤欲绝，母亲没有看到他的成功，临死前也没有回到她日夜想念的故土。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他发誓这一生都不会再回到这个带给他和家人痛苦的地方。
永无归航，悉尼遗恨
乌松带着失去母亲的悲痛和在澳大利亚的挫败，灰头土脸地回到了丹麦。迎接他的只有国人的冷眼，他成了失败者。更多的打击接踵而至，乌松曾参与的一个苏黎世剧院工程突然被取消，本打算邀请他参与的丹麦巴格斯瓦德教堂建造也因故无限期推迟。世态炎凉，人们看重的更多是光环，而不是实力，因此一个失败的建筑师被冷藏了。
悉尼带给了他什么？他满怀憧憬和梦想而去，但最终只带着伤痛和绝望回来，还失去了亲爱的母亲。他在这种忏悔和自责中沉溺了很长时间。直到一年后，他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受聘于夏威夷大学任教，彻底告别了过去的一切。1969年，他还被邀请参加了科威特议会大厦的设计工作。
悉尼歌剧院并没有因为乌松的离开而中断，政府很快找了一支经验并不丰富的地方建筑队伍，来完成剩余的施工，不过整体风格还是延续了乌松的设计。最后建成时，原来720万的预算变成了1亿2000万的造价，这座耗资巨大的歌剧院终于在1973年10月20日正式开幕。开幕式邀请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临现场剪彩。在开幕式上，澳大利亚总理和女王对设计师乌松的名字都只字未提，更没有人邀请那个倔强而倒霉的男人参加典礼。对此，乌松保持沉默，仿佛那一切果真与自己无关。也是在这一年，澳大利亚皇家建筑学院授予乌松建筑金奖，他接受奖章但没有出席颁奖仪式，因为那个“永不再登上澳大利亚国土”的誓言。这个奖章弥补了他的“悉尼悲剧”，却抹不去他内心的创伤。
不管乌松对澳大利亚多么排斥和抵触，悉尼歌剧院的魅力还是散发了，它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歌剧院建筑，是整个悉尼城市的象征。这座建筑的意义在于开启人们对建筑的想象能力，在它之后，钢筋水泥的建筑开始拥有了像诗歌一样的婀娜身姿，但是无论之后的建筑如何标新立异，人们也不会再过分地大惊小怪，因为已经有了悉尼歌剧院，创意只有第一次才叫精彩。它那“形若洁白蚌壳，宛如出海风帆”的造型成为澳大利亚人的骄傲，更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演出中心，平均每年有3000场演出在这里上演，接待观众达200万人次。关于它的书籍、电影陆续问世。1995年，以它为主题创作的歌剧《第八大奇迹》在悉尼歌剧院成功上演。
几年后，悉尼授予乌松“城市之匙”自由奖章，但乌松依然没有前往领奖，于是悉尼市长亲赴哥本哈根将“城市之匙”交到了乌松的手上。至此，乌松和澳大利亚政府多年的宿怨才开始冰释，他答应为悉尼歌剧院设计新的柱廊。当他坐在马约卡岛临海的家中，看着眼前的图纸，百感交集，仿佛时间倒流30年，他还在悉尼，还是那个对大海充满梦想和激情的设计师。然而，时光毕竟回不去了。
2003年，乌松获得悉尼大学的荣誉博士称号，也是由儿子去参加授予仪式。同一年，凭借悉尼歌剧院的设计，他获得了建筑学里的诺贝尔奖――普里茨克尔建筑奖。也许他等了一生，就是在等待这个公众的认可。也是从这年之后，乌松的视力直线下降。不过，他还是经常和两个同样是设计师的儿子探讨设计方案。虽然他已经看不清图纸，但是他的思维还相当敏捷。澳大利亚是乌松心头的一块硬伤，对此十分了解的两个儿子，一直想劝说乌松去看一看他设计的歌剧院。也许有一天，他的眼睛失明就真的再也看不到了。但他只是无限伤感地摇了摇头，“我并不再怨恨澳大利亚。我不去看它，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体验过它，只要闭上眼睛，它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它是我毕生的梦想，只有藏在我心里的，才是最初的，也是最完美的。”
2007年，悉尼歌剧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20世纪世界最经典的建筑之一。一年之后， 90岁的乌松在丹麦去世。那时他的眼睛已经几近失明。临终前，他只是深深地向悉尼的方向望去，那是改写他一生的地方，尽管他至死没有再踏上过那片土地，不肯亲自看一眼他的歌剧院。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建筑设计师，悉尼歌剧院熄灭灯光，一旁悉尼海湾大桥上的澳大利亚国旗也降半旗致哀。这是澳大利亚对一个丹麦人最崇高的敬礼。
现在，只有38岁历史的悉尼歌剧院已跻身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最年轻的一员。它是人类现代建筑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建成后其设计者乌松却拒绝看它一眼。这样的命运可能是建筑史上绝无仅有的，它给这座建筑增添了几抹悲怆和寂寞的色彩。不过，正是那个男人的梦想、寂寞和悲怆成就了悉尼歌剧院的传奇。
编辑/李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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