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希望留下什么 “我希望电影的名字能够留下”

  焦雄屏是华语电影圈里最惹眼的人物之一,不是因为她敢怒敢骂敢说,而是因为她的勤奋。这位胖胖的影评家现在又多了一种身份:电影制作人。焦雄屏一直策划拍一组系列电影“三城记”,由两岸三地的优秀导演来执导,计划中大陆导演拍两部,香港一部,台湾三部。最先完成的两部片子刚好赶上51届柏林电影节,就送去了,结果获得了两座银熊奖。它们分别是大陆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台湾林正盛的《爱你爱我》。焦雄屏应该算是电影节上最大的赢家了。
  《爱你爱我》讲述了台湾卖槟榔的女孩子和街头一个没有职业、晃来晃去的男孩认识的过程。里面还穿插了另一个卖槟榔的女孩子跟黑社会的关系。但总体上来说,它是一个爱情故事。《十七岁的单车》则是一个男孩子的自行车失而复得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和以后要拍的其他电影在内容上没有任何关联。然而放在一起看,它们却隐然构成了一个小小的中国断代史。
  
  柏林电影节
  
  记者:很多人都认为《十七岁的单车》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经典之作《偷自行车的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王小帅:好像有相似的地方吧,一个人把车子、吃饭的家伙给丢了,然后就去找。这的确和德・西卡的电影有点像。但是发展下去就不一样了,《偷自行车的人》里是通过找车子的过程展现意大利战后的社会状况。《十七岁的单车》里的男孩子在找车时,碰到另外一个男孩子骑着他的车,主要是表现两个人对同一个物体的关注。两者还是不大一样。
  记:当初你和唐大年的故事构思是怎么来的呢?
  王:故事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请大年执笔写了一稿。老外总是拍追车,结果我们拍商业片也弄个车追来追去,撞也不敢撞。其实中国人要拍追逐,用自行车也可以拍得很好看的。自行车在中国很普遍,也很典型。所以我就想拍一个和自行车有关的电影,故事是在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慢慢演变出来的。
  记:是不是因为自行车的缘故,才给男孩安排了速递员工作?
  王:是。
  记:据说在去柏林电影节之前是非常匆忙的,以至于连转录像带的时间都没有。这是否
  意味着《十七岁的单车》包含了为电影节而拍的意图?
  王:这都是赶巧了。快拍完的时候刚好要举办柏林电影节,我们就稍微抓紧了点。
  记:国际电影节把奖给“第五代”导演的原因和给“第六代”的原因应该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王:张艺谋、陈凯歌他们的电影和“第六代”在题材和手法上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气质是一样里,里面的思维方法,交流方式和影响特质,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之所以能在国际上拿奖,我觉得是因为在一堆西片里它们显得很清新、很有特色。去柏林之前我在鹿特丹电影节上做评委,以评委的眼光去看,只要拍得好的东方电影都是很健康的,对人性的挖掘都是良性的,不像西片有很多电影已经失去了控制,走到怪异的地步。可能是他们已经急了。那样的电影看着可能很过瘾,但评奖的时候连他们自己国家的评委也不赞同给予奖项。
  中国观众在很长时间里也在期待看到好的、有艺术价值的、能反映现代生活的现实主义电影。可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缺少这样的好导演。
  记:有的理论家说张艺谋他们拍的电影迎合了西方对中国的想象,而第六代则迎合了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对中国发展的预期……
  王:我想这样说的人是自己进入了一个误区。不能总是站在西方人看东方、东方人看西方,把文化界限划得太清楚的立场上。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对方,猜测对方怎么看我,这样得出的结果是很不准确的。在文化全球化的情况下,文化的不同只是个背景。
  如果在八百年都没有见过中国人的西方小城市放中国电影,观众肯定会用一种猎奇的心理去看。但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什么电影都看过,他应该是专业人士,而不是猎奇人士,他评价的标准应该在电影本身的质量上,在对电影语言的开拓上。
  我们事先就知道《十七岁的单车》要拿一个奖。因为几次放映的反映都很好。银熊奖是我们设想的能拿到的最高奖项了。一个导演需要一个成功的标志,这样才能在以后的创作中获得更大的主动权,在国际电影节上拿到奖是最明显的标志。
  演员
  记:在《十七岁的单车》里,除了周迅外,其余的都是非职业演员。你怎么指导他们的表演?
  王:非职业演员的主动性差被动性强。就是说你让他干件什么事情可以,但是主动的做表演啊演戏啊就不行了。电影学院和戏剧学院训练出来的演员可以在导演没有提示的情况下,主动发掘人物的表情和动作。业余演员在很多情况下根本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导演要对不同的演员有不同的要求。
  记:非职业演员是很容易被符号化的。
  王: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非职业演员的。在十个人里可能只有两个人能根据导演的讲述作出合乎要求的动作。《十七岁的单车》里的两个小孩就不惧怕镜头,你告诉他你需要什么他就能表现出来。
  记:你的电影除了事先有剧本之外,使用演员的方法和故事题材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少能提到个体的概念,而现在个体则凸现出来。而且转型期间有不少人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会出现类似新现实主义的潮流吗?
  王: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内容上的类似,手法则肯定与时代同步。
  记:周迅的名气很容易使观众把观看的重心放在她身上。你不担心造成表演比例上的失调吗?尤其周迅扮演的还是个配角。
  王:这个倒不会。因为她的戏很少,只有五场,其中有三次还是远景,她站在窗户后面。她出现的时候也不说话。
  记:“第六代”导演似乎都很青睐周迅。
  王:周迅是个很好的演员,她也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是拍戏拍出来的。周迅的特点就是直接。最好的职业演员在学会了表演方法之后很快就能超越了方法又回到了生活中。周迅就有这样本事。
  
  拍电影的理想
  
  记:从最早的《冬春的日子》到现在的《十七岁的单车》,你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变化大吗?
  王:我自己内心的变化不大。我心里有一个标准是不会变的。
  记: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王:就是拍哪种电影,把电影拍到什么程度。这种想象、标准和期望是一直有的。
  记:那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呢?
  王:我个人的愿望就是电影的名字能够留下来。
  记:最近有家报纸刊登了两篇篇幅很大的文章讨论华语电影。你是怎么看华语电影呢?
  王:从市场上来讲,华语电影肯定是在走下坡路。但是毕竟还存在精品,还有几个大师级的导演,他们能赢得艺术电影市场,也提升了华语电影的地位。
  记:那他们能挽救华语电影吗?
  王:他们至少艰难地撑住了华语电影。像侯孝贤这样的导演应该受到保护,即使只有十个观众的话也要保证他能拍下去。我希望能像这些前辈一样对电影语言的开拓作出努力。
  记:你在电影里面关注什么呢?
  王:我总是逃不了去想人最后能住哪里去。我影片里的人都有宿命感,他们都有接受命运之后的空洞,都不是擅长反抗的人。
  记:你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吗?
  王:基本上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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