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土改运动,令中国农民较为均衡地拥有土地所带来的财富,生产力也因此获得极大解放。这种农民对土地产权和收益权的享有状态,一直持续到人民公社化之前 “共产党在农村的那些事儿,没有我没掺和过的”。贫农出身的杨宝瑞说。
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黎明村的村民杨宝瑞,今年已经82岁。年轻时,杨宝瑞参加过共产党的地下武装组织,领导过村里的土改,后来还担任过村支书和农信社主任。如今,他依旧住在生他养他的黎明村――从南五环上京开高速,南行40公里,在与河北接壤的大兴区礼贤镇出口左转向东,远近文明的“甜瓜村”就位于此。
回首人生路,杨宝瑞老人说:最快活的时候,还是上世纪50年代初,出身贫农的他,额外分得6亩耕地,等于每年平白多出了1800斤口粮。
吃糠
“又是糠饼子”!记忆里,杨宝瑞已经数不清是第多少次抱怨母亲。
这是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冬天,秋收的喜悦早已淹没在无穷无尽的对糠饼子的“反胃”当中。母亲把小麦壳磨成的糠,混上麸子(小麦磨成面筛过后剩下的麦皮和碎屑),再拌上杨宝瑞兄弟3人挖来的野菜,点火蒸成糠饼子,全家7口,一年当中有五分之四的时候靠这个充饥。
杨宝瑞当时精瘦,而肚子却因为糠饼子胀肚而浑圆。最难受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动辄几天排不出大便。每天晚饭之后,肚子胀得难受的杨宝瑞只好出门遛弯儿,盼望着走着走着就能“想排一次”,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嗓眼儿里不住地从胃里反上来糠饼子的酸气。
遛弯儿的时候,杨宝瑞有很多时间去“想事情”。十六七岁以后,渐渐懂事的他总是盼望着:什么时候不再吃糠咽菜就好了。
可残酷的现实让他几乎看不到希望。家里有12亩薄田,最好的年头,“一亩地也就是能打上来四五斗棒子(玉米)(一斗合30斤),150斤顶天了”(如今亩产10倍于往昔)。通算下来,一家7口(父亲、母亲、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奶奶和自己)加起来的口粮也只有1800斤,均分到每个人头上,每天只有7两粮,“除了吃糠咽菜,还能有什么路好走”?60余年之后,杨宝瑞说。
即使是糠饼子,也有断炊的时候。进入5月,旧粮已经吃光,新粮还没丰收,一年一度的“青黄不接”时节到来,父亲就会去找地主韩德善借上两三百斤粮食。
日子再苦,也总有游手好闲之人,村里设有赌场,老板正是韩德善。杨宝瑞的父亲替韩老板看场子不要钱,杨宝瑞兄弟3人则去给村里的3户地主当长工还债。
“我父亲和韩德善的关系不错,利息没有那么高,所以我家还算过得去”。杨宝瑞回忆。有些农民则没有这般幸运,“青黄不接”时去找地主借高利贷,月利三分,利滚利越滚越多,只好等丰收时拿口粮抵账。通常情况是:如果你有3亩薄田,每年一半的收成,也就是一亩半的粮食要交到地主手上。
日久天长,村里还真有两户人家因为好赌而失去了所有的土地,彻底沦为雇农。这些事,杨宝瑞都是听父亲等老人讲起,说还有更惨的:家里实在揭不开锅,只好把女儿给地主卖做童养媳,地主付账的方式是3亩薄田,“等于告诉女孩子,你父母有饭吃了,甭惦着了”!黎明村村支书刘瑞山说。
进入1945年,撑不住了的日本鬼子终于投降,18岁的杨宝瑞已经成年,终于等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谋变
在第二年,大批共产党干部进入杨宝瑞的家乡,不安分的杨宝瑞加入了地下党武装,分到了一把日本人留下的四轮手枪。父亲很是担心,劝他老老实实务农,杨宝瑞不肯回头,说“你就当家里没有我”。
在1946年底,共产党曾经一度控制了杨宝瑞的家乡礼贤镇,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第一轮土改随之拉开序幕。杨宝瑞毕竟年轻,甚至没有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而国统区与解放区的反复拉锯也已拉开序幕:国民党重回礼贤之时,往往又伴随着地主和富农的反攻倒算。地退了回去,粮食也退了回去,而村里一起参加共产党地下武装的8个年轻人,也被“下了枪”。
共产党地下武装领导人、一位姓冯的书记秘密把杨宝瑞等几个年轻人找到一起,勉励大伙儿别泄气,“将来还要用你们”!杨宝瑞没有想到,用得着自己的地方,正是以分地为主要内容的第二轮土改,自己则成了村里青年队的队长。
此时已经是1950年元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已经3月有余。5个身着军装的干部进入黎明村时,村里人也接到了信儿,这就是土改工作队。
动员工作拉开了序幕。对于这一轮土改,中老年村民积极性并不高。一来,他们的消息闭塞,担心国民党去而复来;二来,上了年纪的人普遍安分守己,对分别人的地、拿别人的东西并不认同――甚至土改之后,韩德善等地主的家门口,还时常放着收割后的棒子――一些农民认为,这些地还是你的,我只是帮你收割了而已。
但年轻人不信邪,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很快,杨宝瑞奉命召集了20余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青年。土改工作队选中了韩德善家中的四合院,开始在数九寒冬里每日上课,听众是自带板凳的20余名青年,授课内容则是《土地改革法大纲》。
这是杨宝瑞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虽然年代久远,他却还记得授课的大概内容:(我看毛选、薄一波回忆录等书,中间不动两头平中间一直没有逗号)中间不动两头平(不动中农,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分给贫雇农)。那时候的村民普遍不识字,所以院子里也没有支上小黑板,全靠土改工作队口传身教,一教就是一个月。反复讲解的难点是阶级的划分。雇农和贫农好理解,可中农、上中农和富农的界限在哪里?富农和地主的界限又在哪里?是否牵扯到历史上的恩怨?土改工作队的5名军队干部为此快“磨破了嘴皮子”。
杨宝瑞还记得,土改工作队告诉青年队的成员们:富农的出租地,不要动。
分地
此时,中国共产党高层也正在为此展开争论。从1950年2月到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时间,中共中央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但从5个中央局(缺西南局)和一些分局、省委、区党委给中央的复电看,华东局、西北局、华北局认为,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应当包括旧式富农的出租地;中南局和东北局则认为,旧式富农的出租地还是要动(因为有出租即有剥削)。在省委、区党委中,也普遍持有这两种意见。
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回忆,在七届三中全会刘少奇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都是要保留富农经济的。”
但在这份报告中,毛泽东又特意加了下述一段文字,为富农出租土地的争论作了注脚:“在两年前(指新中国成立前的1947、1948年),在战争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解决,富农还倾向于地主、国民党一边,而战争胜利又要充分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时,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是正确的”。这说明,对待富农出租土地的态度和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一个基本的变化。
1950年春节之后开始的黎明村土改,因为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富农的出租土地因而得以保全。杨宝瑞领导的青年队一家一户地核查土地,与农会领导成员、土改工作队的军队干部反复磋商,最终贴榜公布的分地方案,颇有些现代的行政决议与复议味道,因为“第一次张榜之后,大家是可以提意见的”。
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反复告诫青年队,土改中不要使用武力。这一条在黎明村的杨宝瑞们身上被执行得很彻底。村里的3户地主和其他富农,“并没有什么抵抗”。杨宝瑞说。
村里一位叫做刘瑞山的老人回忆,其实,一些富农在土改开展之前,已经把部分土地转手,一些富农也变为“自给自足的中农”。无形之中为土改减少了许多矛盾和冲突。
这一轮的土改和分地很快结束。杨宝瑞全家多出了6亩地,一年多出了1800斤棒子的收成。杨宝瑞每天下地干活都哼着小调,“美得不行”,“走在路上,你会发现大伙儿都有小调哼着”。
土地改革两年之后,全国粮食总产量达3278亿斤,比上年增长10.6%,比1949年增长44.8%!超过战前最高水平(1936年的3000亿斤)。
杨宝瑞至今还记得1952年的春节,自己兴致勃勃地去组织高跷队、亲自上去踩、几乎闪了腰的往事,“真是从心底里乐开了花”。
即使是30年后同样引起生产力大解放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给杨宝瑞那种归属感的快意,仍然比不上土改,“因为它完全为我所有”。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2年底。之后的互助组和人民公社化,使得杨宝瑞再也没有找到土改之初从土地上得到的强烈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