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明一派在上海开唱了。上一次达明在内地的演唱会，是1988年在广州。 “香港乐坛上一块突出的高地”的称号，高高吊起了内地乐迷的胃口。专辑《石头记》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一尊浮雕，上面刻画的是香港实验乐坛上一段不一样的长征。达明一派在不同的时代，创造了三次奇迹。时间分别是在1987年、1906年和2005年。三个时代，香港流行乐坛也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气候。
在达明一派横空出世的80年代中期，是香港乐坛天皇巨星争相辉映的经典岁月，主流文化彻底地主宰了大众的消费生活。在另辟蹊径的创意下，唱片公司发现：以乐队的方式，作为新鲜卖点，可以区别于老明星们华贵艳丽的形象，而商业市场也对挟一个面目来重新刺激人们的娱乐消费跃跃欲试。在这股乐队狂潮中，达明一派无疑从各方面都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和境界。
从表面上看，达明一派将一支乐队浓缩到了只有两个人(主唱和作曲／编曲)，但在他们的背后，却凝聚了一大批香港最具现实批判性和文学功底的词曲创作人：陈少琪、周耀辉、潘源良、迈克、何秀萍。也正因为靠现实太近，《禁色》《今夜星光灿烂》等从劲歌变成了“禁歌”。
2004年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颁奖礼后，黄耀明曾说，从达明一派到他个人时代的所有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的。写实主义和寓言主义构成了一种豁达的达明主义，他们的每一张专辑，都是香港一个特定时段现实变迁的历史录音：1988年6月发行的《你还爱我吗?》是回应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生效；1988年12月的《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诞生于80年代末香港的移民潮顶峰期；1990年1的《神经》是对1989年中国人精神轮廓的一张素描；1997年6月黄耀明的《人山人海》专辑发行于香港回归前的一周；2003年《我的二十一世纪》和2004年《明日之歌》是历史和未来的相互反思与追踪；2004年12月的“达明一派为人民服务演唱会二十周年庆典”，“恰逢”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2005年达明一派新专辑《The Party》，发行日期仍然定在了香港回归日(7月1日)。达明一派的起点，
已无法以“一支香港乐队”的分量判定。他们给很多作品取名的灵感都来自中国或者世界的名著佳作，在五光十色的80年代香港流行乐中，他们就这么一鸣惊人了：《乱》《伤逝》《后窗》《禁色》《石头记》《半生缘》《一个人在途上》和《没有张扬的命案》。达明一派成长的年代与他们给自己选择的品格有关系，正像黄耀明1988年在一篇采访中说的，“不怕生坏命，最怕起错名”。所以尽管他们大部分作品的音域十分缥缈空灵，但他们一直“不同意人民说他们走的是英伦音乐的路线”。
到了90年代中期，乐队已从市场失宠，被迫转入地下作战，这时达明一派已成为唯一一支还能够在大型体育馆举行演唱会的乐队。现在去看一看他们1996年演唱会的录像，还会感受到达明一派在舞台表演上的大胆创意与出位台风；这种对流行音乐执著的颠覆精神，也给一年以后张国荣的“跨越97”演唱会带来灵感和影响。
到了2005年，音乐在香港已经基本失去了传唱的功能，当一首位居榜首的金曲已无法深入民心时，娱乐业却回头突然发现黄耀明和达明一派依然保持着难以置信的含金量。黄耀明2003年的“漫天神佛摞命舞”和达明一派2004年的“为人民服务”最终验证了艺术和商业是可以互惠互利的。2005年的复出专辑第二胎《The Party》，终于给这支香港乐坛上身世最复杂的乐队挨上了一张新的特区身份证。2006年一连四场的“港乐VS黄耀明电幻狂想曲”再一次开创了香港演唱会历史上一个全新的里程碑。从2006年达明一派开始向内地延伸的形势来看，这紧锣密鼓的行程证明了他们是有备而来。
当1996年“万岁万岁万万岁演唱会”上《今夜星光灿烂》响起时，人们才发现到他们别具特色的服装：前面是西服，后面是露背装，这种一衣两穿是否在暗暗彩排着已进入倒计时的“一国两制”?也在这场演唱会上。当《天问》的前奏响起时，只见黄耀明一脸虔诚，独站在高台上，肃穆、默哀、远眺、深情地凝望着一片红尘。
又过二十年，我们发现达明一派的歌依然在披荆斩棘，从不曾在时代的险境或盛典的淤泥中跌倒。
(作者为广州乐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