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约谈”管用吗?] 两部门约谈腾讯

　　最近网上流传一个和“约谈”有关的段子：“针对女歌手马睿�炒作‘陪睡’天价一夜八万事件,行政部门约谈歌手马睿�及其经纪公司，要求马睿�要懂大体、识大局，要考虑全球通货膨胀等不利因素，不要网络炒作，哄抬行业价格，确保行业价格稳中有降。”
　　段子只是段子，仅仅博来一笑，而约谈是否有用却是一个现实问题。4月中旬发改委曾约谈食用油企业要求限价两个月，如今限价要求已经过时。有报道显示，鲁花食用油已向销售商下达了调价通知，上涨幅度在4%至10%不等。而商务部统计数据也显示，在7月4日至10日这周里，国内食用油零售价格比前一周上涨0.5%，涨幅扩大了0.3个百分点。
　　食用油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当前通胀预期不断被强化的关键时期，食用油被纳入到了价格监管体系之中。早在去年11月底，国家发改委下达了“限价令”，要求中粮集团、益海嘉里、中纺集团、九三油脂等大型食用油企业不得再上调小包装食用油价格，今年4月份又再度要求企业限价。
　　食用油行政限价指令，或许会稍稍舒缓老百姓紧张的神经，但其“止痛疗效”却是短暂的。毕竟限价令会有到期之日，如果届时助涨食用油价格的各种因素未能得到有效破解，那么极有可能使得市场售价在行政到期后集中爆发，反而造成更大的市场波动。
　　其实，食用油售价是产业链中各要素综合作用后形成的。就食用油企业而言，它们在涨价问题上也有“苦水”要倒，那就是原材料成本大涨导致企业亏损。今年以来，花生仁价格出现急剧上涨，6 月份收购价格达到13000-14000元/吨，创历史新高。而另一种主要原料大豆，根据限价要求，大豆毛油的价格需控制在每吨约9200元，但如果用进口毛豆油精炼，小包装大豆油的成本则为每吨10800元。成本与价格的倒挂，导致企业陷入“越产越亏”的怪圈之中，以至于当下国内主要港口进口大豆库存激增，企业宁可支付滞期库存费，也不肯开工生产。据报道，现在几乎所有的油脂加工企业都降低了开工率到30%―40%左右的低水平。
　　就此而言，按下价格“牛头”单靠行政调控治标不治本，而且可能出现反向作用。事实上，食用油市场已经因为价格扭曲而催生了各种隐忧。先行调价的鲁花向媒体坦陈，涨价就是为了控制销量。而在北京一些超市，没有涨价的金龙鱼花生油已经断供。去年媒体也曾曝光，市场上部分以“橄榄油”命名的食用调和油大多名不符实，是厂商以大量价格相对低廉的棕榈油掺兑而成的。显然，无论食用油断货还是品质造假，都是消费者不愿意看到的，而这乱象恰恰就是行政调控与市场诉求碰撞导致的结果。
　　当然，有关部门也曾试图协助食用油企业舒缓成本上涨压力。限价令发出后，国家粮食局已先后启动了三批定向销售。遗憾的是，虽然国家给予中粮、益海嘉里、中纺、九三油脂的定向食用油原料价格偏低，但由于数量有限而难以缓解企业的燃眉之急。其背后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国家对大豆等原材料储备不足、进口依赖度较高的症结依旧严重。
　　我国从2000年开始已变身为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虽然这一定程度上是国内外耕种效率差距导致，但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有关部门对本国农业保护的意识淡漠，以大豆为代表的农作物价格话语权旁落他人。
　　可见，遏制食用油涨价冲动的根本途径在于，从产业调控的深层次着手，提高国内基础农作物的自给能力。据此，包括农业系统研发支持、农业机械化专项补贴、农产品期货市场培育、农业信息平台构建等政策都应当尽快落实。这些扶持政策固然不可能立竿见影地显绩，但却是孵化与国际巨头抗衡力量的必然之举，须潜心布局。可以预期的是，只有中国掌控了大豆、花生等原材料的定价话语权，平抑食用油价格才能够水到渠成，根本不用行政部门去费心思约谈企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