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高考招生季节，几十年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似乎正在起变化，随着高等教育普及，考生之间的竞争不再是新闻的焦点，反倒是学校的招生竞争，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在国外大学、港澳（即将还有台湾地区）大学的竞争压力下，内地大学不得不放下身段，彼此竞争，才能吸引优秀人才前来就学。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大转变，对大学的未来影响深远。
招生环节的竞争压力，正向人才培养环节传递。生源大战逼着有抱负的大学校长不得不考虑：什么样的氛围，才能吸引优秀的年轻人？什么样的教育理念，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什么样的培养方式，才能真正让学生终身受益？这些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真问题，是决定一所大学在招生时有没有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每每想到这些问题，我就会想起“钱学森之问”。2009年，钱学森去世，他生前提出的一个问题震撼了所有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也常常想起教育改革一线的同行。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先生在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被媒体称为“朱清时之困”。“朱清时之困”有大学办学自主权的问题，同时也有培养模式的问题。有人说，“朱清时之困”使“钱学森之问”以更加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大学改革，必须直面“钱学森之问”，破解“朱清时之困”。
去年7月，“三钱”中唯一健在的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去世，举国唏嘘。有教育界的同行说，如果大学校长能追随钱伟长校长的做法，“钱学森之问”的问号就有拉直的希望。我常常想，钱校长的教育思想，对破解大学教育的困境，有哪些启迪呢？
钱校长曾经讲过一段话：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他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工程师、专门家。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独自到未知领域去工作的人才。这种人才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而要有这种素质，就要学会自学。
这段话勾起我留学时代的一个困惑：美国学生入学时，数学水平普遍不如中国学生，为什么最有创造力的人才却更多集中在美国？现在想来，我们的大学侧重专业知识的传授，教师注重教什么，忽视了怎么教，其实很多所谓的知识是与时代脱节，与实际需要脱节的。而美国的大学在怎么教中解决了教什么的问题，因此对学生侧重于学习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只要掌握了方法，学生可以终身学习。后者显然更善于培养“能独自到未知领域去工作的人才”。即便从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的口号中，也可见中美教育差距甚大――我们常提“终身教育”，而美国提倡的是“终身学习”。
我的目光所及，一流的大学有一些共同特征，比如，学生有机会获得最好老师的指导，自学成为追求和时尚；学生有机会接触最新成就、前沿学术和科学方法；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以学生为本，自由选课，完全学分制，运行制度多样化，多种人才培养模式共存并良性竞争；学校高度国际化，生源多样性，思想多元化；学校具有良好的批判性的创新氛围，不迷信权威，追求真理是师生共同追求的价值取向等等。这些特征，无不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而形成的。
我有一些同学、朋友和学生，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后来留在国外工作。他们在学术领域发展得很好，但还未有人在国外的大学里担任校长，连担任学院院长的也极少见。他们自认为这与之前接受的教育不无关系：一个人能走多远，决定因素往往不是专业知识，而是他受过的通识教育。
今年招生时，上海大学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招生不分专业，只分成三大类：理工、人文社科和经济管理。学生入校后一年内也不分专业，接受通识教育和基础课程教育。学校鼓励名教授们给一年级学生上研讨课，讲他们最熟悉的东西或正在思考的东西，鼓励他们小题大做，和学生进行开放式和探究式的学习。我们不要求教师给新生一个答案，而要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
教师的考核机制、学校的行政管理乃至基础设施，也要为这个目标服务。我们准备在三大类里开三个试点班，以读书班的形式学习。新生不分院系，在住处构建社区学院，为他们提供服务。甚至连教室里的课桌椅，也要从固定在地面上的形式，摆放成圆桌形式。
上海提出过大学教育的发展主题：“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钱校长则说，“我们的学生毕业的时候，如能带着‘一肚皮问题’离开学校，那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大学教育只有围绕“培养学习能力”这个核心展开，才有可能回答“钱学森之问”，破解“朱清时之困”。（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