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内需不足是收入不足的体现。 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居民消费过低?除了收入,还是收入。2009年的汽车热,击碎了中国人不善于消费的胡扯。
流传久远的说法是,只要建立社会保障机制,消费就会自然上升。这个结论遇到了挑战。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巴奈特(StevenBarnett)和布鲁克斯(RayBrooks)撰写的论文提供的最新证据,近年政府卫生支出的增加确实起到了鼓励中国家庭扩大消费的作用。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的努力,只是朝正确的方向上迈进了一小步,并不足以改变以下大趋势:家庭储蓄整体上仍不断增加,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仍在下降。这是因为家庭在经济增加值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从上世纪90年代早期到2008年,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从人均GDP的接近90%下降到略低于70%的水平。而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正是推动整体“储蓄――消费”变动的最重要因素。家庭收入赶不上经济增长,是中国内需不足的罪魁。
行政主导的工业化起步阶段,大都强行夺取劳动者的剩余用于工业投资领域,从苏联、中国到日本、韩国,无不如此。中国目前的经济不过是工业化前期高投资率现象的复制,没什么不可解释的独特奥秘。
投资主导的经济体有非常鲜明的特征,储蓄率高而利率低,以便降低生产成本;企业与政府储蓄增加、个人家庭储蓄下降,便于政府与企业投资,而不是个人与家庭的消费。中国的经济模式同样体现出高储蓄率与低利率的特征,伴随而来的就是消费赶不上GDP的增速。
根据央行行长周小川的数据,从1992年到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基本稳定在20%左右。反观同时期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都有大幅度攀升。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在1992年是11.3%,2007年这一比例达到了22.9%,占比增长超过一倍;政府储蓄在1992年占GDP的4.4%,2007年该比例提升为8.1%,占比增长接近一倍。因此,中国给企业预留了非常宽松的盈利空间。
不仅如此,大型垄断企业还获得了各种优惠。它们获得了不该有的地租,分红资金大多在国企体制内循环,导致国企与民企、大企业与小企业业之间更为畸强畸弱的格局。政府为了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不得不维持庞大的税基,给民营企业与中小投资者造成更严重的税负痛苦。原本是为了扶助弱势群体的制度,却成为中国小企业的扼杀者。这样的局面谁都不愿意见到。
拔苗助长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好结果。如果没有一定量的真实财富作支撑,政府超前地给予数亿低收入人群基本社会保障,其心可嘉,但在经济上必然会出大问题。据估计,目前我国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已经高达6万亿,其中有80%都是通过银行信贷获得的资金,高额的体外负债是货币注水的先声。
拉动消费支付的金额必须对应有真实的财富,目前增值最快的财富投资领域来自于房地产与垄断溢价。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居民收入不足,真正让居民放心消费。
在农村地区是让农民拥有农村土地的增值溢价,让农民获得土地增值红利,是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最真实的含义。农民的宅基地与承包地的价格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上升,农民只要长期持有土地,就相当于握有了一份相当稳健的中国经济看涨期权。在征地过程中,政府应该以土地券的形式向农民颁发土地使用权证,把该土地使用权证与当地的GDP增长水平挂钩,农民就可以获得与GDP相同程度的收益。
如此一来,农民就可以通过财产性收入解决城市化之初最困难的原始积累难题。否则,城市化运动不过造就了一批无力消费的低收入阶层,孟买贫民窟的扩大不会让印度的消费有所提升。
城市居民同样应该拥有一份券,即国有垄断企业红利券。只要垄断资产不断升值,理论上居民就可以拥有一份稳定的财富入息,这就像香港股股市上的汇丰控股让几代香港人心安一样,只要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电信像汇丰控股一样,让居民分享数十年红利,中国消费自然增长。
说到底,内需不足是收入不足的体现。土地券与红利券,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具有增值潜力的两类投资品种,也是中国经济红利由全民分享、拉动内需的最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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