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希汉（1913—1988），湖北麻城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后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9师386旅作战股股长兼参谋长，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第10旅旅长，第二野战军第13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滇南卫戍司令员，海军参谋长、副司令员、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周璇说：“结婚的事，等你回来再说。”
1941年秋天，通过老战友李成芳及其夫人李平的介绍，周希汉与周璇相识了。第一次见面是在李家，他同她谈了许多话，严格地说，是周璇说了很多话。而他只是非常和气地，在别人听来却更像首长关心小鬼似地问了周璇一些挺乏味的问题：家在哪里？多大年纪？什么出身？参加革命前做什么？想不想家？等等。
其实，周璇是久闻周希汉大名的。
在太岳区，敌我双方，不知道周希汉的人的确不多。当时太岳区流传的一首歌谣这样唱道：
“小日本，你听清，太岳山上有陈赓。小日本，你别捣蛋，让你碰上周希汉。”……周璇爱听这支歌，也爱唱这支歌。每当唱起这支歌时，她就在心里佩服陈赓，佩服周希汉。
当然，此时的周璇虽然敬仰周希汉，却没有想到要嫁给他。17岁的她还没想到过要嫁人。她性格开朗，工作泼辣，又年轻秀美，在行署也不乏追求者。但她想无牵无挂地多做几年她所热爱的工作，不想年纪轻轻地便为人妻室。在拒绝了若干次直接和间接的追求之后，她的清高也出了名。还有一点毋庸隐讳的就是，她当时对军事干部的印象不太好。她觉得他们太直率，太简单，还有些粗鲁。不想嫁，她反而很轻松、很大方。所以，她对周希汉这位首长是有问必答。
其实，周璇并不姓周。这个名字是她在1939年反“扫荡”斗争艰苦的时候改的，取“同敌人周旋”之意。她原名叫柴英，家乡是紧靠黄河的荣和县（今万荣县）。柴英家住在荣和城里。
特别幸运的是，柴英长到上学的年纪，她的哥哥们已经成人，可以劳动养家了。大人们从嘴里省一口，6岁的小柴英就进了学校。穷人的孩子能上学读书是很了不起的事，但在学校里却要面对许多尴尬。她买不起课本，经常得站在同学的身后跟别人合看一本书。即使这样，她的功课仍是拔尖的。
读了书的孩子心也变大了。读完了高小，她背着家里报考了运城女子师范。从考场下来，她心情特别舒畅，一路哼着歌回了家。哪知等着她的却是兜头一瓢冷水。那时家里已添了一个妹妹，家里供她读完高小就是咬紧牙关撑下来的，根本无力继续供她再往下读了。
不知是她的勤奋聪颖赢得了命运，还是命运再次垂青于她，县政府张榜公布运城女子师范的报考成绩，在2000多名考生当中，她竟然高高中了一个“探花”——名列第三。
按照校方的规定，前10名便可免费录取，免费就读。在运城女师，她依旧买不起课本，依旧经常站在同学的背后读“蹭”书，或者趁同学午睡、晚饭后不用课本的时候借来读。在那些比她大一两岁的同学中，她的成绩依旧是拔尖的。
西安事变那年，柴英在校园里加入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进而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并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关心周希汉婚事的当然不是李成芳一个人。整个太岳区党政军的高级领导都在为这位28岁的参谋长的婚事操心。陈赓就是其中一个。
陈赓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让周希汉把他的顾虑给大家摆出来。众人听了便笑周希汉虽然打仗果敢，处理婚姻问题却婆婆妈妈。
陈赓坐在一旁，煞有介事地掐起指头、闭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词地咕哝了一阵，然后一本正经地说：“你周希汉命中是要取一个17岁的姑娘为妻呢！”“你们再看周璇同志，今年也是17岁吧？年龄正对。告诉你，你周希汉不要犹豫不决，拿不下这个阵地，日本鬼子讲话，你损失‘大大的有’！”
众人一阵大笑。陈赓将军的话把周希汉心头的包袱甩掉了。
抖擞起精神的周希汉战果是明显的。周璇对他的崇敬从一般的、空泛的变成了生动的、具体的。他的言行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周璇对军事干部原有的看法。他身上的许多特点都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而且都是好印象。她觉得他很好，比别的首长都好。她心中甚至不自觉地不再把他当成首长。他有钢铁般的力量，同他在一起时，她就感到世间似乎没有什么很困难的事。但是，仅此而已。她没有梦见他，没有思念他，没有那种见到他就禁不住心跳的情况。
不久，周希汉被任命为南进支队司令员，要率领部队去开辟新区。这一去恐怕就得很久，甚至，也可能是永久。他想讨她一个底，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也不必牵肠挂肚的了。
这天下午，他又一次约周璇一起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小山岗。警卫员先还背着枪不远不近地跟着，后来就守在山脚下。他们在一块朝阳的大石头上坐下，周希汉开口便对周璇说：
“他们都在议论我们两个在搞恋爱。我大后天就要去岳南开辟新区了，恐怕最少要几个月才回来。陈司令他们问我，咱们什么时候结婚。你看我该怎样回答他们？”
毫无思想准备的周璇闹了个满脸通红。她沉默了一会儿，看着自己的鞋，慢慢地说：“你先去吧，结婚的事，等你回来再说。”
陈赓说：“既然同意了”，就在“走之前解决了算了”。
当周璇说出结婚的事等周希汉回来再说的话，周希汉便十分满足地做出了一个乐观的判断，他不认为这是一种托词，而是一种认可。他觉得他们的谈话可以结束了，就提议下山。
回到村里，陈赓的警卫员来请周希汉，说司令员找他有点事。他便请周璇在他的办公室兼宿舍稍等片刻，自己随了警卫员去见陈赓。
司令部指挥室里坐满了人。除了军区的领导外，李成芳、周仲英和已经升任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的刘有光等所有有资格参与筹划周希汉婚事的领导都在场。周希汉一进门，陈赓就问：“怎么样？”
“她同意结婚了，不过要等我回来再讲。”
陈赓一挽袖子，说：“嗨，既然同意了，为什么还要等回来再说？走之前解决了算了嘛！你们说怎么样？我看今天就蛮好。” 周希汉忙说：“这怕不行。人家讲的是回来再说。我也当面同意了。这么快就变卦，人家会有意见的。她要是想不通怎么办？再说我大后天就要出发……”。
陈赓笑着打断他的话，说：“那有什么，你不要皱眉头，你没有经验，回来再说？等你回来，搞不好就被别人追跑了。不要说大后天才走，即使是明天走也没问题。听我的，就今天了。今天正是黄道吉日。”
接着，这位司令官便开始分兵派将，哪个出面去请行署的领导，哪个去准备婚宴，“菜嘛，只好马虎一点了，酒一定要有。吃喜酒吃喜酒嘛，没有酒不行”。一抬头，他看见了正有些为难地站在那里的周希汉，就说：“喂，你怎么还在这里？赶快回去看住你的新娘子。先不要告诉她。她要走的话，你就让她到我这里来一下，说我有事找她。快去吧。”说着，他又继续安排。
周希汉感到事情有些唐突，回到周璇身边时便显得局促了许多。稍停，周璇果然要走。周希汉只好吞吞吐吐地说：“陈司令讲，要你到他那里去一下。可能有事要找你。”
周璇辞别了周希汉便去找陈赓。她见到的不止是陈赓，还有另一位将军周仲英。周仲英的妻子垣华也是周璇的同学，所以他跟周璇很熟悉。不等陈赓开口，他便先说：“周璇哪，不要走了，在我们这里吃晚饭吧。”
周璇说：“不行啊，我没有请那么长时间的假。”
陈赓却说：“没关系，假，我们已经给你续了。等一会儿你们主任还要来呢。你同周希汉讲的事情，今天就办！”
周璇连说：“不行，不行。”陈赓说：“有什么不行？结婚嘛，现在结、回来结还不是一样？我们又不是封建军队，‘不准临阵招亲’那一条我们没有。听说岳南那边地下党组织的女同志很多呢，你就不怕周希汉被她们抢了去？”
周璇涨红着脸解释说，自己并没有说等周希汉回来就一定会跟他结婚，而只是说“结婚的事回来再说”。陈赓哈哈大笑道：“回来再说不就是再说结婚的事吗？没有什么两样。”后来李成芳夫妇和周仲英的妻子来了。陈赓便抽身走了。
天黑了。酒菜备齐。无非是拌土豆、炒土豆、焖土豆之类的，再加上临时从老乡家里买来的鸡，炖了。客人也即将到齐。行署的同志来到后听说是给周希汉和周璇举办婚礼，又吃惊，又高兴，又埋怨没有提前告诉清楚。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陈赓突然得到报告：周璇不见了！
陈赓被唬得一愣，想了想说：“先不要声张，赶快派人去找。”
周璇跑哪儿去了？其实，她只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想一想。她在村外的小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茫然中，她走的是素日同周希汉散步的那条路。走累了，她就倚在一棵大树上东想西想起来。黑暗中，她听到了几个人的脚步声。只听周希汉的警卫员说：“恐怕就在附近。我们仔细找找。嘿，找不到，回去该怎么交待呢？”她知道他们是在找她，不想让小鬼们为难，就从后面走出来。周希汉的警卫员一面招呼她快回去，一面兴致勃勃地告诉她，酒席已经摆好，并说：“你们行署的刘培忠主任和裴云生副主任都来了。”周璇有话也没法同小鬼说，只好随着他们回村。
婚宴自然是热闹的。周璇红着脸一语不发。人们只当她害羞，逗了她几句“保密工作做得真好”、“真是有眼光”等等，就把矛头全部指向了周希汉。有说他“征服姑娘的心同打鬼子一样神勇”的，有真诚祝愿的，有善意地开玩笑的，雅的、俗的，都热得烫人。对这个说来就来的喜事，他也同周璇一样没有思想准备。但他的确感到了温暖和幸福。酒，他是来者不拒，有敬必喝。他没有想到可能会喝醉，也没有去想喝醉了会怎样。倒是陈赓掌握火候，适时给他拦了驾：“不要搞醉了他，上不去床，新娘子会有意见的。”
他没有喝醉，但也没能上炕。洞房里的炕空着，他和她谁都没有去碰一碰炕沿。
一进洞房，周璇就再也忍不住地哭了起来。先尼无声地垂泪，后来便是抽泣。周希汉亲手弄湿了手巾递过去，周璇根本不理睬。随后，不管他怎么询问，周璇就是不答话，只管哭，而且越哭越厉害。
周希汉解释说：“你不要生气，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我是如实地向陈司令报告的。我是准备从岳南回来再讲这件事的。哪晓得他们捣鼓捣鼓地搞了这么多名堂，把我也搞得很被动。他们也是为我两个着想，也是好意。”
“什么为两个人着想，他们都是为你想的，根本没有为我想。不尊重妇女！”周璇终于开了口。她已经从李成芳夫妇等人的口中知道，这并非周希汉本人的意愿，而是军区首长坚持要这样做的。她生周希汉的气，也生别的首长的气。任你陈司令、王政委，这个首长那个首长，怎能这样不讲道理？周璇越说越伤心，伤心了就接着哭。
哭着，劝着，鸡就叫了。周希汉只好宽慰周璇“不要太难过，抓紧时间休息吧”。自己便退了出去。
第二天晚上，周璇仍旧是啼哭不止。
无奈中的周希汉没有埋怨周璇，也没有埋怨陈赓和李成芳、刘有光、周仲英等人，只怪自己当时讲话没有保留，弄出了这种被动局面。他诚恳地对周璇说：“你不要难过了。这件事怪我没有处理好，现在正式向你道歉。你没有想通，我可以把你送回去。我不会勉强你。”说完，他便又退了出去。
这番话打动了周璇。她想了又想，觉得他也没有更多可以指责的，他能这样耐心地诚恳地给她赔情，心里觉得暖烘烘的。
就在这关键时刻，周希汉又犯了一个错误。
第三天晚上，由于次日部队就要出发，需要他处理的事很多，一贯对工作一丝不苟的他，晚饭后请警卫员向周璇告了个假，便忙他的工作去了。
周希汉忙到后半夜，怀着惜别的心情想回房同周璇再说几句话，但他发现她熄了灯，便想到她这几天是太累了，可能是睡着了。他不想吵醒她，便又找了个地方凑合到天亮。一片体贴之心铸成了一个几乎是难以挽回的大错。
出发前，他莫名奇妙地发现，他送走的竟是周璇比前两天更哀怨和更冰冷的脸。
跨越年度的新婚之喜
当周希汉从岳南新区返回太岳的时候，已经“又是一年芳草绿”了。
安顿了部队，汇报了工作，他正要起身离去，陈赓对他说：“我要你休息不是讲没有事做，首要任务是抽空把周璇同志从行署那边接过来，懂吗？”“懂，我明天就去。”“嗯！”陈赓摇头道，“你这个人，没当过大官，也没当过丈夫。你不要去，你去了目标太大。让你的警卫员去就可以了。顺利的话，她就来了。万一人家还有点子想不通，这是有可能的，要是你去了，人家不来，僵在那里，就没有余地了。你把那战利品选点女同志喜欢的给她带去。你呀，怎么就不把打仗那点子聪明劲挪些过来呢？”
警卫员去了，带了战利品。可是，怎么去的又怎么回来了。小伙子没精打彩地向司令员和参谋长报告说：“周璇同志说她还有工作，离不开。东西她也不要，说她不需要。我请她给首长写封回信，她也没有写。”
周希汉很失望，想起了周璇走的时候那张冰冷的脸。陈赓却问警卫员：“‘工作离不开’？东西是你给她放下，她又把它还给你的，还是让你自己拿起来的？”
“是我放下，周璇同志说不要，我就又拿起来的。”警卫员老实地回答，脸有些红。
陈赓又问：“你对她怎么讲的？就讲首长派你去接她，没有讲‘我们首长想你啦’，‘总在那里念道你啦’什么的？”警卫员挠挠脑壳没作声。陈赓便指着他说：“蠢吧？同你们首长一样蠢吧？一点都不会讲话嘛。下次再去，东西就是她还你，你也不要，你就讲拿回来首长要对你发脾气的。懂不懂？回来不要找你们首长了，直接向我报告。”
警卫员第二次赴行署。这次，人还是没接来，但东西却留下了，而且没费许多周折。
当警卫员第三次带着周希汉的马到行署接周璇的时候，行署的副主任裴云生和两位处长正式出面，“代表组织”找周璇谈了话。周璇还是说不能跟警卫员走。裴云生说：“老是不去也不是个事啊。想了这么久，你也该想通了。就算组织上当初搞得仓促了点，难道同周参谋长结婚比派你去流血牺牲还困难？你现在不去，莫不是想同人家离婚？”
“不是。”她明确又迅速地回答道，随即眼泪就流了出来。她真的还在生周希汉的气。
“不离婚，那早晚得去呀。那边还等着你去工作呢。你可是党员哪。”几位领导又是公又是私地劝解起来。
周璇终于同意跟警卫员走了。
她流着泪同送她的同志们道别，骑上了周希汉的马。
那天晚上，云特别厚，特别低，遮住了星星，也遮住了月亮，温柔地揉搓着莽莽太行起伏的峰峦。整个太岳区都沉醉了。周希汉和他的妻子周璇，渡过了他们跨越了年度的新婚之喜。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周希汉与周璇风雨同舟，恩恩爱爱地走过了人生的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