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年金还没领到过；在跨部门管理上没有出台相关的规定；委任制可以调任，而聘任制则没有相关规定……“很多美好前景都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 深圳是一个开放、敢为人先的城市。2010年，深圳开始推行聘任制公务员。相对于一纸定终身的委任制，聘任制的好处在于，给公务员一个进退自如的空间。聘任制采取合同管理，实行职业年金，养老保险待遇和市场挂钩。人走了，不会“净身出户”，各种保险随人转移。
但在获得了安稳、平等、保障之后，聘任制公务员作为一种体制内的探索性尝试，目前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细化。晋升渠道是否畅通、跨级别合作如何管理、绩效考核如何细化……所有这些细微琐碎的问题，都是困扰聘任制公务员们的大事。
梁辉强、黄健彬、王晓飞，三个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在聘任制公务员队伍中，用自己平凡而又特殊的经历，讲述了这一人群的喜悦与困扰。
梁辉强：希望缩短晋升年限
当“身份认同”不再成为一个问题时，梁辉强发现，他对这个城市怯生生的感觉消失了。
梁辉强是深圳市水务局人事处的一名综合管理类公务员，广东惠州人。2005年毕业于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的他，曾先后就职于企业及事业单位。2010年下半年，他从众多公务员考试者中脱颖而出。
在2010年大规模招聘公务员之前，深圳曾两次探路先行，于2007年11月和2009年6月组织了2批聘任制公务员公开招聘，共招聘到53人。然而，这两次走入深圳市聘任制公务员行列中的人员，在各方面的待遇都低于委任制。
“我们的职务要6年才能上一个台阶，而委任制公务员一般只需3年。” 梁辉强说，第一批聘任制公务员无法真正融入到整个体制中，甚至感觉自己有些像“二等公民”。
事实上，深圳的前两次“试水”，并没有真正留住优秀人才，也没能增强公务员队伍的活力。“二等公民”的心理暗示，使得聘任制公务员对周边环境缺乏认同感。
为解决这一问题，从2010年1月1日起，深圳市政府决策，新进入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全部实行聘任制管理，首次聘任期限为3年；连续聘满10年的人员，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聘任合同，在工资待遇及晋升空间方面，享受与委任制公务员的同等待遇。
梁辉强说，他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自己，“我不是二等公民”。正常情况下，如果他从普通科员升迁至副科长，将和委任制公务员一样需要3年时间。
梁辉强与2010年一同考入深圳市水务局的8名聘任制公务员都顺利通过了试用期，“写了一份转正申请和工作报告，然后通过了党组织考核。”梁辉强与单位签订了3年合同期限。
“一杯茶，一份报纸，坐一整天”，人们通常用这句话来形容公务员的工作状态，但梁辉强的工作并不安逸。深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漆染透露，希望能够通过聘任制公务员的推行，激发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积极性，产生“鲶鱼效应”。
在待遇方面，梁辉强目前每个月能够拿到7000元结余工资。在深圳刚刚觅到另一半并成家的他，每个月还要担负4000块钱的房贷，“希望能够通过在工作上的不断努力和晋升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遗憾的是，1979年出生的梁辉强，目前只能和刚考入聘任制公务员队伍的大学毕业生一样，用3年时间晋升为副科级干部。但在新政出台之前，梁辉强在深圳市水务局已经有5年相关工作经验。“这5年工作经历就相当于零。”梁辉强不无失落。
“可以说，我十分喜欢现在的工作，而且充满热情。新政出台后帮我打消了许多顾虑，但在一些细节处理上，我觉得政策还应该更加细致和完善。比如像我这种情况，之前已经积累了一定工作年限，那么在晋升方面就应该给予一些优惠政策，缩短晋升的年限。”
黄健彬：公务员只是一份职业
1986年出生的黄健彬，来自广东东莞，目前是深圳市交通运输委的一名行政执法类公务员。2009年剑桥硕士毕业后，受国外经济危机的影响，黄健彬心怀梦想于2010年回国，之后参加了深圳的聘任制公务员考试。
良好的家庭环境及教育背景，足以让他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但黄健彬毅然走向了公务员之列，且是聘任制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在深圳做一名公务员。当时和我一同考试的有几百人，竞争同一个岗位，非常激烈。很幸运能通过考试，这也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在被问及为什么选择这份职业时，黄健彬用“没有后顾之忧”来概括。“聘任制公务员实行与企业接轨的养老保障制度，如果自己有一天想离开机关时，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都可以随我一起转移，即使是公务离职也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目前，硕士毕业的黄健彬，按照招聘入职时学历的划分，被定为6级执法员（本科入职的为7级执法员），每个月能领到7000多元薪水，与单位里资历相当的委任制公务员相比，收入处于同一水平。虽然目前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很符合黄健彬的心理期待，但关于未来，黄健彬并没有一份详细的时间表。
“未来会不会跳出公务员这个行列，我还不知道。公务员在我眼中只是一份职业，并不代表会一辈子干下去。不过即使哪天想换换工作，也不会落得‘净身出户’的下场。”而自2010年以来，深圳目前已有6名聘任制公务员递交了辞呈。
但到目前为止，黄健彬还没有离开公务员队伍的想法。因此，他就不得不面对升迁——这一关系个人职业生涯的重要命题。
黄健彬透露，自己当初参加的聘任考试，只有行政执法类岗位。在晋升上，综合管理类和委任制都是按照行政级别来划分的，而行政执法类则是按照星级来晋升的，后者的晋升和前者是脱轨的。“如果数年后自己想转为综合管理类的公务员，则必需从最基层的科员做起，之前在行政执法类领域的积分将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实际上，政府是不鼓励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转入综合管理类的。”
“我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除晋升外，黄健彬心中还有很多困惑尚未找到明晰答案。职业年金还没领到过；在跨部门管理上没有出台相关的规定；委任制可以调任，而聘任制则没有相关规定……“希望能给我们这批公务员一个很明确的规则。很多美好前景都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
王晓飞：绩效考核还需完善
2006年，生于湖北的王晓飞考上了广州华南大学法学专业。2009年，他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并于2010年3月份参加了深圳公务员考试。同年8月，王晓飞幸运地被公务员队伍录取，随后被分配到深圳市药监局龙岗分局工作。
王晓飞说，当初之所以选择考公务员，是因为看到了师哥师姐的“悲惨遭遇”。法律专业人才的发展过程漫长而曲折，总体收入低且不稳定，种种艰难让王晓飞越发向往一份稳定的工作，而公务员是个不错的选择。
王晓飞所属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设7个职级。每个级别之间，如同楼层一样，想要上升，需要迈过几个阶梯。“每年评定完工作称职，就可以上一个楼梯，但还没有上到第二层，只是上了一个楼梯。当你星级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会从七级执法员升为六级执法员。各级执法员在行政上是没有隶属关系的，一级无权领导七级。”
除没有隶属关系外，王晓飞每到一个级别，就会对应一个星级的工资。七级执法员会对应五六个星级，王晓飞现在每个月拿到手的薪水有7000多元。
王晓飞在外出执法时，经常会和另外一名执法人员组成一组。在最近一次的执勤中，王晓飞的搭档是来自分局的三级执法员何敏玉。在现场查处投诉案件时，两人在接到投诉电话后，相互讨论管辖区的问题，协商案件的处理方法。“何敏玉负责交涉询问，我负责文书，案件的处理由主承办人何敏玉来决定。”
然而，在没有上下级关系的协同执法过程中，如果发生分歧，究竟该如何处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由高一级的执法员定夺案件的处理结果。
目前，药监局龙岗分局在公务员管理上实行绩效考核制，按照评分标准对每个执法人员进行打分。查处一起投诉案件加两分，成为评优评先的一个参考依据。这是深圳市为充分调动公务员积极性所做的新尝试。
对于“不想当官”的王晓飞来讲，只要认真工作，到一定年限后再考核合格，就可以往上晋升；退休时如能做到二级、一级执法员，就能享受相当于处级公务员的退休待遇。与黄健彬一样，王晓飞目前也没有更加长远的职业规划。“我只想把目前的工作做得更好。”
工作一年多后，王晓飞对目前的公务员管理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绩效考核方面，有些工作还是没有体现出来。比如，对药品质量和无证经营方面的投诉处理，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不同的，如何能让工作量在绩效表中体现出来，恐怕还要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