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十七年”时期，徐迟在湖北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其中包含大量报告文学、特写，这些作品运用写实的笔墨记录人和事，充满激昂的时代情绪，展现出徐迟融入时代语境的努力。
关键词：徐迟；“十七年”；湖北
建国后，徐迟在湖北有着丰富的文学创作，他走访武汉等多个重工业城市，进入工厂、矿山、建筑工地，写出多篇报告文学、特写，分别于1956年、1957年出版散文特写集《我们这时代的人》、《庆功宴》。1960年12月，得悉三峡工程即将开工，徐迟辞去了北京《诗刊》副主编的职务，调往武汉并定居，“要从那里出发，举步走向长江三峡大坝的建设工程”，进行采访、写作，但因三峡工程搁浅，他又将视线转向其他题材。1966年文革开始，徐迟被遣送至湖北沙洋“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被剥夺写作权利十年，平反后恢复创作。
1952年，徐迟曾在《长江文艺》发表过以郑振铎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火中的凤凰》，1958年郑振铎死于飞机失事后，徐迟计划以八章的篇幅写他的一生，但只完成了五章，之后，该作在文革中遗失了三章，只找回最初发表在《长江文艺》上的《凤翔》、《劫余》两章。《凤翔》写抗战时期“一介书生”郑振铎为保护古籍四处奔走、步履维艰；《劫余》叙述建国后成为“社会活动家”郑振铎在“集体”的强大力量中继续从事文物保护的事业，感受到“平生大愿，如愿以偿”的“幸福”，“火中的凤凰”由此得到新生。这个文本传递出建国初期兴奋、激昂的时代情绪，而它同时也陷入“今昔之比”的模式化表达。
徐迟多次来到武汉江汉桥、长江大桥和武钢的建设工地，写下《汉水桥头》、《长江桥头》、《武钢之晨》等诸篇记录工程建设情况的特写。这些特写以不长的篇幅，用新闻报道的手法，将工地场景、施工细节、人物行动、对话纳入描述的范围，呈现当时的建设风貌。这些文本多对事件做平面的描摹与记录，不注重对文本结构的精心结撰，“遭遇困难—解决困难—取得成功”模式的大量重复以及篇末始终如一的乐观昂扬也都使其呈现出格式化的风貌。在人物描写上，干部、工程师、工人都是徐迟书写的对象，然而人物的存在多是为了带动事件的发展，有些人物往往被事件所淹没，《汉水桥头》里赵工程师、彭局长、实习生小成等人物纷纷短暂出场，呈现出勤劳、执着、公而忘私的相似面貌。在“一体化”的文学进程中，徐迟以客观描述取代了主观抒情，用集体话语置换了个人话语。
《入峡记》作于1956年，是徐迟“为了采访长江综合利用的伟大规划而入峡”，遍览三峡的自然美景之后，作家满怀激情地憧憬着“大三峡水利工程枢纽却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更美丽的理想，”定居武汉后，徐迟继续走访三峡两岸，在1961年写下《三峡记》，但因三峡工程搁浅，不得不放弃相关题材的写作，只写出《鱼的神话》、《搜尽奇峰打草稿》等记录长江两岸新风貌的零散篇章。
1930年代，徐迟曾以现代派诗人的身份走上文坛，他的诗作深受西方意象派和象征派的影响，重视对意象、情绪的精妙把握与节奏的跳跃感，强调个体的主观感受与个性气质，具备很强的现代质素。抗战时期，徐迟“看见了血污的现实和苦痛的生活”，说“战争开启了我的灵魂，使我一步步地走出自我的狭小的樊笼。”开始“抒情的放逐”，走向更为广阔的时代。1945年，徐迟发表长诗《毛泽东颂》，并得到毛泽东亲笔题词的“诗言志”。作为当时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徐迟的“左转”也为他后来的创作转型埋下伏笔，正是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在建国后“一体化”的文学进程中，他才能够迅速融入时代语境，为自己找到新的定位，“充当这一历史时期的记录员”，搁下浪漫的诗笔，改用充满激情的特写、报告文学为新政权呐喊助威。
从强调个体经验的抒情诗人，到注重面向大众、描摹现实的新中国的“歌者”；从创作现代主义诗歌到撰写特写、报告文学，到徐迟的转型也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在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不断寻找自身定位的尝试。而个性色彩的失落和短暂的复归，也可见出时代语境中国家文艺政策对于作家的影响。
邓雨佳，湖北大学文学院2010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