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为金融中介行业,如何确认收入 [金融中介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实证分析]

  摘要:文章在Clarke、Xu和Zou(2006)的分析框架上,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金融中介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金融中介发展与收入基尼系数呈现稳健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金融中介发展;收入不平等;面板数据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9.6%,创造“增长的奇迹”。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然而不断增加的财富越来越往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成为不争的事实,这对社会公平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出极大的挑战。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1%的家庭占有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处于高位水平,远远超过了美国。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探讨也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中,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金融中介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
  大量理论和经验文献均认为金融中介发展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对于金融中介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则较少达成共识。理论上,Greenwood和 Jovanovic(1990)最早建立一个动态理论模型,他们认为金融中介市场存在进入门槛,金融中介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存在“倒U型”关系。Galor和Zeira(1993)等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完美信贷市场影响一国的收入分配,穷人存在信贷约束,而富人凭借初始财富和信贷支持拥有高盈利性投资机会,初始财富分布决定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因此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有别于多数研究强调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信贷约束的影响,陈斌开、林毅夫(2012)则强调由于政府干预导致的发展中国家信贷市场不完美,表现为赶超战略引起的金融抑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经验研究方面,Clarke,Xu和Zou(2006)、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2007)等基于跨国数据的研究发现金融中介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不平等。而国内学者的探讨则支持金融中介发展恶化收入分配的观点。例如,李志阳、刘振中(2011)、叶志强等(2012)的研究结果都表明金融中介发展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对城乡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金融市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金融抑制。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导,监管机构对存贷款利率进行管制,并对银行业准入进行严格限制,因此信贷资源高度集中于银行,而信贷配给具有明显的制度特征。金融抑制形成一种穷人补贴富人、居民补贴企业的"倒挂"机制(陈斌开、林毅夫,2012)。那么金融抑制与中国收入不平等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目前金融中介发展是扩大抑或缩小了收入不平等呢?由于数据的可得性,现有实证分析多是采用城乡收入差距作为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指标,相对而言,基尼系数更能准确衡量收入分配的整体情况。因此,本文尝试测算各省市的基尼系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金融中介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在回归方程中逐步引入控制变量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金融中介发展显著拉大了收入不平等,且二者的正相关关系是稳健的。金融中介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这种正向作用源于中国特殊的金融环境。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节是引言与现有文献评述;第二节建立计量模型和变量、数据说明;第三节为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第四节是结语。
  二、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1. 计量模型与变量定义。鉴于微观数据的不可得性,本文从宏观角度考察金融中介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借鉴Clarke,Xu和Zou(2006)的研究框架,本文将模型设定如下:
  Giniit=c+?琢Finait+?茁CVit+?滋i+?着it
  其中,Gini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量;Fina表示金融中介发展;CV代表其他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Rgdp)、贸易开放(Open)、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货膨胀(Inf)、交通基础设施(Infra)等。下标i= 1,2,…,29 为29个省市,t= 1996,1997,…,2009为样本期间。为各地区特定效应,控制时间上恒定的未观测影响因素,?着it为随机误差项。模型相关变量定义及其说明见表1。
  2. 数据来源。为保持数据口径的相对一致性,西藏不包括在内,重庆则并入四川,故而涵盖29个省市。原始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各省市统计年鉴(历年)。使用Stata10.0软件估计样本,在回归过程中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以减少异方差的影响。表2给出基础样本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1. 估计结果与分析。本部分运用面板模型检验金融中介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笔者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两种方法,根据Hausman 检验结果来判定选择。Hausman 检验原假设是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不存在显著差异,若拒绝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反之,则采用随机效应。表3报告了主要估计结果。第(1)~(6)列皆为一种具体的估计模型,唯一区别在于加入的控制变量不同。在第(1)列中,笔者只将收入不平等对金融中介发展变量进行回归,此后在该估计模型的基础上,逐步往模型中增加其他控制变量。表3同时给出各估计模型的Hausman检验统计量,六个估计模型皆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固定效应表现优于随机效应,为此,仅报告了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
  本文主要关注金融中介发展变量的影响。第(1)列估计结果显示,lnFina的影响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样本期间内金融中介发展对收入不平等产生正向作用,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但没有缓解收入差距,反而加剧了中国收入不平等。通过一系列敏感性检验,笔者发现金融中介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正相关关系是稳健的。①考虑到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效应,在第(2)列加入人均GDP(Rgdp)及其平方项(Rgdpsq),发现lnFina的影响依然为正。②对外开放是收入分配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H-O模型和S-S定理,贸易开放缩小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而FDI流入则吸收我国大量低端劳动力,同时提高了平均工资水平,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上升。因此,在第(3)列、第(4)列分别添加贸易开放、Fdi这两个反映对外开放程度的控制变量,金融中介发展仍然与收入不平等显著正相关。③货币不稳定、物价上升对穷人更加不利(Clarke et al.,2006),在第(5)列引入通货膨胀变量,发现lnFina的估计系数依然为正。④在第(6)列加入交通基础设施控制变量。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减少劳动力流动成本,穷人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六个估计模型中,金融中介发展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都通过1% 显著性水平检验。此外,还有两点提高了估计结果的可信度。首先,第(1)列没有人均GDP这个控制变量,lnFina的系数依然为正。这意味着在样本期间内,金融中介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独立于经济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次,所有的估计方程中均包含了地区特定效应,因此即使考虑到各省市特定的不可观测因素对收入不平等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的估计结果依然是稳健的。可以看出,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可决系数R-sq逐渐上升,第(6)列估计模型的R-sq最大,且各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该估计模型的变量选取合理,解释程度最高,因此下文的分析将主要依据该列的估计结果给出。
  2. 进一步讨论。除了统计上的显著性,金融中介发展的影响在定量分析上也相当可观,系数大小在区间(0.137~0.328)内浮动,相比其他控制变量,金融中介发展的作用较大。在第(6)列中,金融中介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137,这表明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每上升1%将导致基尼系数扩大约0.137%。金融中介发展的影响机理在于:为个体提供金融中介服务对收入不平等产生直接效应,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影响资金配置对收入不平等产生间接效应。结合中国现实进行分析,金融中介发展的这种正向作用源于中国特殊的金融环境,金融抑制依然是当前金融市场的重要特征。首先,从直接效应来看,国民获得金融中介服务的门槛较高,需支付较多费用,金融中介机构只为低收入者提供储蓄服务,高收入者则拥有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其次,从间接效应来看,信贷资源高度集中于银行业,银行发放贷款主要依据的不是投资项目的获利前景,而是企业的制度特征,中小型私营企业很难获得融资支持。数据显示,2011年仅有15%的中小型企业能够获得银行贷款(中国网,2012)。众所周知,中小型企业的就业群体主要为非熟练劳动力,融资困难限制其产出的提高,就业吸纳能力受限,员工的工资上涨困难,从而不利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待遇。总体而言,目前金融中介发展带来的资金分配主要流向富人、大型国企,穷人、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非常困难,现行金融制度导致金融中介发展在结构和功能上对收入分配产生负面效应。
  其他控制变量的作用分析如下。(1)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倒U型关系得到验证。(2)贸易开放程度的加深引起收入不平等扩大,与已有多数研究的结论一致。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贸易导向型的技术变化更多地增加对熟练和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3)令人欣喜的是,另一反映对外开放程度的Fdi变量的影响则为负,说明FDI流入对于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的重要性。(4)通货膨胀变量的估计系数为0.429,即通货膨胀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得基尼系数增加0.429个百分点。(5)基础设施发展的影响则为负。提高公路和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尤其注重贫困人群交通基础设施的可及性将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
  四、 结语
  本文在Clarke,Xu和Zou(2006)的分析框架基础上,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金融中介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不但没有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反而拉大了收入不平等。金融中介发展的这种正向作用源于中国特殊的金融环境,现行金融制度导致金融中介发展在结构和功能上对收入分配产生负面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改善收入分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1)建立合理公平的金融制度和普惠性金融体系,纠正信贷市场的制度性扭曲,扩大私营信贷规模,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有效的融资平台,从而增加更多的非正规就业机会(魏下海、余玲铮,2011),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2)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继续完善对外开放格局,增加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对收入分配平等化发展都是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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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号:11JJD790005)、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项目号:11YJC790202)以及广东省软科学项目(项目号:2011B070300091)资助。
  作者简介:余玲铮,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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