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是一部拓荒者的历史。一代代音乐家辛勤耕耘，从教育、创作到表演与研究，从无到有，从有到兴，使中国近现代音乐在中国文化地图上凸显、在世界文化图景中亮现。马思聪（1912.5.7-1987.5.20），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二代作曲家，是其中杰出代表之一。他筚路蓝缕，参办院校，躬亲授艺，树木树人，桃李天下，潜然成风。在马思聪（1912-1987）百年诞辰之际，深入回顾“马思聪”的研究，以资拓进，裨益倍加。
一、“马思聪”研究的重要成果及特点
古人言：世间万事，知其所来，方知其所在；知其所在，方知其所往。“马思聪”的研究，从1929年评论性文章起，经1990年6月18日正式成立的“马思聪研究会”持续大力推进，至今八十三载。回望83年的学术历程，马思聪研究硕果累累，特点鲜明。
作曲技法研究多专业分析，深广细致。钱仁康、吴祖强、苏夏、张文纲、姚锦新、樊祖荫、杨儒怀、朱世瑞等名家的技法研究深入细致、各显春秋。综论性作曲技术研究最多、最深广的是与马思聪交往甚密的作曲家苏夏。苏夏从素材选取、主题发展（起声、变奏）、结构形式、和声复调、配器技术，再到风格、内涵和“人”等多方面，对马先生作品进行综论，观点独到。马思聪生前曾评价苏夏的研究，“总的来说，你（苏夏）的评论写得很好，很仔细。”[1]朱世瑞侧重复调研究，杨儒怀着重音乐结构研究，指出马思聪小提琴作品以再现原则结构和循环原则结构为最多；樊祖荫突出和声研究，指出马先生创作注重和声民族风格与和声手法的创新。
小提琴演奏与教学研究多经验智识，点面结合。这方面的研究集中表现在司徒华城、向泽沛、杨宝智、林耀基（口述）等人的论文中，并普遍认同，马先生小提琴演奏巧用民族乐器演奏法，运弓，以及颤音、滑音的演奏融合中国民间乐器的技法，个性鲜明，音乐追求自然、干净、内秀。
文献资料研究多考据求真，博广精微。加补卷共12卷的《马思聪全集》集中体现了这方面的成果。还值得重视的有，戴鹏海的论文《马思聪音乐活动史料拾遗——兼评叶永烈著〈马思聪传〉》[2]考据细实、言之成理，不仅指明了叶著中的错误，而且也指出了马思聪于1929年12月22日与上海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奏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及以个人命名举行音乐会等重要的研究成果；苏夏指出的马思聪部分文论不一定是马先生自己撰写的，如《交响音乐创作的技巧》[3]。就此可见，1949年以后的马思聪文献资料有必要深入考证，因为其不仅关系“马思聪”的研究，而且也关系到中国现代音乐史文献资料研究。
音乐史学研究多史论结合，了解同情。这方面研究，突出的人员是汪毓和、李凌、陈聆群、李焕之、孙继南、张静蔚等；突出的形式是已出版的《马思聪全集》和张静蔚的《马思聪年谱》；最突出的贡献是关于马先生的历史定位，即马思聪为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他以精湛的演奏、拓荒性的创作和特色的教学，推进了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健康发展，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以一部部成功的音乐作品给后人留下了如何利用民族音乐素材进行创作的 “教科书”。
音乐思想研究多系价值人生，深沉厚重。音乐家的音乐思想研究是立言之行，是充满艰辛的学术作业。因为要从人思想对象化的文献资料中探密寻宝，并且判断音乐家的社会价值，所以这种研究一般融合在史学研究中，慎重地给出观点。当然，也有专项研究，主要是戴嘉枋、孙继南、祖振声、罗小平、陈自明等学者的研究。其中最突出的是戴嘉枋，他的研究，从马思聪恩师毕能蓬的思想中找源头、从马思聪的文本和作品中找依据、从社会大背景中进行论证，抓住了马思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音乐思想的核心，并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马先生后来的音乐思想。
二、研究“马思聪”存在的“零度”空间
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对象的历史客观和总结对象的客观历史，这不仅要呈现对象研究的过去，而且还要给出研究对象前行的可能。因此，在回顾“马思聪”研究之后，本文认为关于“马思聪”的研究至少还可在以下几方面值得创新和掘进。
（一）直击关系追问：马思聪的社会身份研究
人的社会化是人成为人的必然。社会身份，作为人的外化和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的现实实现的显征。人的这种实现了的社会身份，既是主体本质的对象化，也是社会的本质显现。因此，研究对象的社会身份，从社会角度入手，有助于把主体放到环境中进行对比研究，使对象的研究能更好地进入历史的语境中，从而更好地把握对象本质。同时，根据主体社会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以及其中可能存在的身份认同等问题，对社会身份进行深入研究，更有助于深入揭示对象的内质。
关于人的社会身份研究，近些年来，随着人类学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得到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在我国音乐学术领域，受音乐人类学等新理论的影响，也得到某些研究者的关注。如夏滟洲的博士论文《西方作曲家的社会身份研究——从中世纪到贝多芬》等。但是，关于马思聪的社会身份研究，目前是学术空白。根据张静蔚的《马思聪年谱》，马先生的身份，从留法的中国学生身份（1923年到1929年），到“中国音乐神童马思聪”小提琴演奏家的身份，到教师身份（包括1933年想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未果；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讲师、1939年中山大学任教），有一系列社会身份的转变。马克思说：“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4]马思聪社会身份发展变化的历史，必然是其自我扬弃的结果，但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则反映出社会身份的复杂性。因此，对马思聪社会身份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深刻理解马思聪的其人其乐，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反思中国近现代社会音乐文化制度和结构等一些深层次问题。
（二）直扣心门探寻：马思聪的心灵历程研究
心灵历程研究，是从“有形”到“无形”的研究，是从所有与作曲家相关的人与器物层面入手，对其的情感、精神、价值等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之于马思聪很有必要。 第一，创演问题。马思聪一生，从早期作为富有主体自觉意识的作曲家和演奏家，辩证评价新音乐（包括评价聂耳和星海）到1959年受“左”的思想冲击，仍然坚持走自己的路，再到“文革”前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至远走他乡被定性为“叛国潜逃”罪，直到1985年平反，可谓曲折，但其演奏和创作却基本始终如一，何以如此？
第二，“寂寞”问题。马思聪似乎一生与“寂寞”结缘。少年时期积淀了丰富而独特的异国“寂寞”感。在《创作之路》中甚至说：“‘寂寞’，有着忧伤的音响，寂寞却是丰富的，我开始与‘寂寞’亲密起来。”[5]以及 “我想起Rille的一段文字来，艺术品是从永久的寂寞中产生……”[6]。可见，马思聪对“寂寞”情感体验之深，以及对其认识之远。因此，对马思聪心灵“寂寞”的深度挖掘，无疑有助于理解他的音乐人生。
第三，回国问题。1985年平反后，“马思聪回国”是国内外不少研究者一直关注的问题。马思聪究竟为何没回中国大陆，从他的日记中，从其与亲人朋友的通信中，可粗略勾勒出他在海外的心迹。马思聪一直期盼回国，国内也有很多朋友充满期待，但是他最终没有说服自已，是什么原因？在诸多文献背后，隐含着什么？关于马思聪的“心灵”研究，李凌在《思聪三年祭》中有一个内容，即“心灵深处”，对马思聪的内心有一定描述，但是不够深入全面。戴嘉枋在第四届马思聪研讨会上指出：“到美国后，他（马思聪）是难民，心里是很复杂的，我想不能完全说他很高兴，也不能完全说他很思乡。马先生，去台湾演出，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这几个基本观点，本文认为是有依据的，但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应该说，马思聪的心灵历程是“断裂”的，但这种断裂不是“裂断”，因为生命本体的存在仍在异乡延续，所以这种“断裂”应该有更深层的联系，一种脐带式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是什么？这些正是马思聪心灵历程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可喜的是，戴嘉枋已有新成果）。
（三）直面音响作业：马思聪的小提琴演奏艺术发展研究
马思聪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首先是小提琴演奏家。向延生在《马思聪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慎重指出：去国外专业学习小提琴演奏家的，虽然以曹汝锦（1901年）、高砚耘（1905年）为最早，但是从活动的范围、持续的时间与实际产生的影响等方面来讲，则要以马思聪所取得的业绩最为显著。[7]这是客观的认识。不仅如此，马先生通过演奏与教学，培养了一代人，弟子马思宏、盛中国、林耀基、韩里、刘育熙、杨宝智、向泽沛等都是中国小提琴演奏家和教育家，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在美国也曾受教于他。但是，尽管马思聪小提琴演奏艺术的研究有重要成果，却与全面呈现马思聪小提琴演奏艺术发展历程相比，还有不少距离。其中，特别是对马思聪录音的研究关注不多。
马思聪有不少自己的演奏录音。最为珍贵的是，1951年捷克电台乐队合作录音《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西藏音诗》等。因为那时马先生约40岁，正值演奏家的黄金时期。上世纪60年，抢救性录音工程中，也有马思聪的演奏，据说被毁，是否真的完全被毁，可以进一步搜集。他在美国录音更多，也好收集。如果我们直面这些音响文献进行研究，再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以及马思聪弟子亲身受教的经验和体会，多方整合融合，共同攻关，“马思聪小提琴音乐演奏艺术发展”研究一定能有突破性的新成果。
（四）直视基养寻根：马思聪的文化教育研究
文化教育之于艺术家而言，是一种基养的获得、一种素养的提高。艺术家受教育的程度，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其作品的内涵深度和精神高度，也深深影响着艺术家的人格。从人类艺术史来看，真正走得远的艺术家，大都重视自我教育和学习，都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因此，研究马思聪的文化教育情况，对全面研究马思聪为乐为人是一项基础性研究。根据《马思聪年谱》，马思聪1921年至1923在广州培正学校寄宿读书，1923年秋冬至1929年2月7日在法留学，1929至1930年底在国内演出，1931年初至1932年初再度赴法向毕能蓬学习作曲，1932至1966年在国内演出、教学，1967年1月15日至1987年5月20日在美国。从马思聪的人生历程来看，“他教”时段（接受学校文化教育的学习时段）主要是3年的“培正学校”和前后共7年的法国留学，其他属于马思聪浸染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下的自我学习时段。因此，如何认识马思聪的文化教育？如何看待其文化教育与音乐创作的关系？以及与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系？学术价值宏远。
三、研究“马思聪”坚守的学术思维
学术思维的坚守，根本上是对真、善、美的追求。由于马思聪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境遇，所以，我们更需要坚守科学的学术思维。
历史思维的目的在于给出真理。黑格尔说：真理——是思维的最高目的；寻觅真理去，因为幸福就在真理里面；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真理，它是比一切不真实的东西更好的；思想家的第一个责任就是：不要在随便什么结果之前让步；他应当为了真理而牺牲他的最心爱的意见。[8]马思聪生前曾明确表示，不希望他人给予不符合事实的过高评价。在马思聪研究历经83年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今后的研究尤其要注意实事求是。
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往往可以打开一个新的学术空间。马思聪的研究，应密切关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并适时把其运用于马思聪研究之中，以求在原成果基础上获新见，以及另辟蹊径获新进展。包括利用最新的社会学、音乐人类学、文化学、音响学、教育学等成果，进行马思聪的社会身份研究、心灵历程研究、音响研究、文化教育研究，以及利用互文性理论进行马思聪文本的互文性研究等。
整体研究是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要全面推进马思聪的研究，就有必要从马思聪作品音乐会、马思聪小提琴国际大赛、马思聪学术研讨会、“马思聪”网站等多方面入手，形成立体性综合研究态势。其中，应尽快加强基础性工程——“马思聪”网站建设，全面公开包括全集在内的所有资料，以便信息共享，让马思聪研究在网上形成动态发展的累积性学术领域。同时，加大马思聪研究课题立项力度，加强团队式研究，集体攻坚，如马思聪作曲技术和小提琴演奏艺术的全面研究、马思聪传记研究等，并形成著作出版，这是深度推进研究的重要途径。
回顾历史，马思聪研究成果之丰，令人欣喜；展望未来，研究马思聪之强劲势头应会与日俱升。因为，从研究的终端来看，研究的本质都是描述，而只要是描述，“就是一种选择、取舍、删削、整理、组合、归纳和总结。”[9]就是对前文本的一种“应答”（学术成果），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学术召唤），因而也都是对研究对象精神和价值的一种传承。因此，只要我们守望并作业，我们就有理由相信：马思聪的研究一定能继往开来！
注释：
[1] 马思聪：《致苏夏的信》，载《居高声自远》，马之庸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2] 戴鹏海：《马思聪音乐活动史料拾遗——兼评叶永烈著〈马思聪传〉》，北京：《论马思聪》，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第379-398页。
[3] 苏夏著：《论中国现代音乐名家名作》，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07页。
[5] 马思聪：《居高声自远》，马之庸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6] 同上，第15-16页。
[7] 马思聪研究会编：《论马思聪》，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第400页。
[8] 王元化著：《九十年代反思录》，2000年版，第77页。
[9] 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卷），2003年，第17页。
程兴旺：江西南昌陆军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陈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