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以往分析祥林嫂悲剧产生的原因时由于受到主流意识的影响，一般都把“元凶”结为“封建思想、封建礼教、宗教制度”。笔者认为祥林嫂固然受到封建思想、封建礼教、宗法制度的残酷精神虐杀，但造成其悲剧结局的根本原因应是深入骨髓的奴性。
关键词：祥林嫂；奴性；鲁迅
两千年来，中国传统道德一直把国民当“奴才”来驯化，而以发展科技为特征的现代文明又把人变成了支离破碎的“物”。中国人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人”！ ——吴光远
凡是读过鲁迅小说的人，没有不记得那个在新年的祝福声中倒下去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的国民。
——祥林嫂
她卑微、贫贱、无以依赖的一生成了“祝福”仪式中的牺牲品，被悲剧地供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祭坛上，这昭示着20世纪初期中国普遍民众的命运。那么，是谁把祥林嫂推到了传统文化的祭坛之呢？是鲁四老爷、是柳妈，还是祥林嫂自己？一时众说纷纭。祥林嫂的悲剧，恐怕不能归结为某一个人。鲁镇上的人们从鲁四老爷到柳妈，谁都无意逼死祥林嫂，他们都只是按照各自的身份、地位、遵循着各自的信仰在日常生活中说话行事，当然也就在祥林嫂的问题上显露出各自的不同看法、态度。鲁四老爷、四婶、柳妈以及鲁镇上的人们，山村的婆婆、卫老婆子、大伯、还有小说中的“我”组成了祥林嫂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物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环境决定人物性格及其命运，人物又能动地作用于环境。换而言之：环境规定了一个人遭遇的可能范围；性格则规定了他对遭遇的反应方式。由于反应方式不同、相同的遭遇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因而成就了本质上的不同。这正好应印证了赫拉克利特的这句名言“性格即命运”。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祥林嫂的悲剧是深入骨髓的奴性造成的。鲁镇上人们的所作所为、一言一笑，无疑不谋而合地共同织成了一张大网，使祥林嫂置身其中无处可逃。而织成这张网的经纬，便是人们习以为常、代代相传，甚至奉为神圣，不敢亦不愿越雷地一步的所谓三从四德之类的封建宗法制度、封建礼教道德、封建迷信思想。这就是鲁镇这一特定的外部环境，规定了祥林嫂遭遇的可能。但是封建礼教积淀于性格深处的潜意识规定了她对不幸遭遇作出的反应是什么呢？
鲁迅对于卑怯者的持强凌弱，他愤愤指出：“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祥林嫂处于社会最底层是“更弱者”，有人认为：她从山里逃出到鲁镇做工，在上有严厉的婆婆，外有封建孝道和妇道禁锢的环境中她的行为是对封建夫权的反抗；改嫁时，出格的吵闹表明了她的不满意，不顺从婆婆为其安排的命运，反抗的是封建族权；临死前对鬼神的怀疑，则直接指向了封建统治者用以麻痹人民，摧残人民的神权。如果把以上算作是祥林嫂对“夫权、族权、神权”的反抗的话，其反抗的实质是“想作奴隶而不可得”。因为在祥林嫂身上，封建礼教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她的思想和性格之中。“反抗”的过程却恰恰是维护甚至加强封建礼教的过程。在她的性格中封建礼教是以“成品”的形式存在的，从小说一开始她便处在封建礼教的文化氛围之中，并按照这一逻辑的要求采取行动。这就更增加了她的悲剧色彩。
关于祥林嫂面对不幸遭遇所作出的反应，鲁迅所持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理由有三：1.她从婆家逃出来做工是要用自己的劳动去换碗饭吃，以求生存，只要能劳动她便“脸上更白胖了”，这只是表现其不幸，看不出有什么反抗的性格。2.她被卖改嫁时，一路嚎骂、“出格”地吵闹，“以至于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地擒住她还拜不成天地”，也并非出于对旧社会的反抗。作品中明确交代过，她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读书人家做过事，所以与众不同”，也就是说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受到封建礼教的毒害，禁锢了她的思想，使她誓死不肯改嫁的原因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夫”等封建伦理观念，所以不能算是她对旧社会的反抗。3.她对灵魂有无问题的疑惑的含义中，“希望其有”是为了在万家祝福的时刻赶到阴司、与爱子团聚，以弥补生前的遗憾；“又希望无”，是指怕死后被锯开身子，分给两个男人。可见她所谓“疑惑”，正是她欲活不能、欲死不敢的心理反应，这是封建思想对她毒害摧残、折磨的结果，也不能说是其反抗性格。所以说祥林嫂是遵守封建道德的，她为了守节不惜以死抗争；再嫁后心理一直有一种极强的罪恶感；鲁四老爷不让参加祭祀，她没有一点不平和反抗，而是认为自己不干净去捐门槛以求获得宽恕。她从未对压迫她的思想提出什么疑问、更不能说进行反抗，而是顺从地承认自己的“罪过”，希望得到饶恕。
这种自觉的奴性，正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内在原因。祥林嫂的悲剧，还表现在她不仅受到封建礼教与神权、迷信的残酷精神虐杀，而切在于她一生顺从封建礼教，到头来却被封建礼教活活吞食；她受到封建礼教与迷信的迫害，却又被摧残麻木得自觉和不自觉地维护封建礼教和迷信（沈振煜）。
在中国社会、文化发生剧变和转型的时代，宗法乡土农民及其文化系统、结构，是“五四”时期作家们首先抨击或解构的主要内容。而在封建礼教、宗法制度笼罩下，最受压迫和毒害的自然是农民，尤其是女性。《祝福》对这一形象的塑造，自然寄托了作家对家乡宗法、文化制度下妇女命运的审视。这一形象也十分恰当地表现了鲁迅投身文艺创作的初哀和目的：即揭示出群众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只有将这麻木的国民展示出来，将积淀在她心灵深处的不觉醒、愚昧、迷信的奴性曝光，才能使“疗救”者看到这些病症，同时也使群众获得一面审视自己灵魂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