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4月11日上午 地点：浙江湖州莫干山旭光台 4月9日至11日，首届南太湖诗会暨江浙诗人创作交流座谈会在湖州召开。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先生受邀参加了诗会，并在笔者陪同下畅游了南浔古镇和莫干山、下渚湖等景点。在莫干山旭光台，笔者与谢冕先生和著名诗人沈泽宜先生边赏景边喝茶边论诗，完成了一次颇有诗意的访谈。
箫风：谢老师，1980年5月7日，您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在新的崛起面前》，率先为朦胧诗呐喊助威，拉开了新时期新诗论争的序幕，对推动中国新诗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您有何感想？
谢冕：这个问题说起来比较复杂。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有点胆大妄为。因为当时诗歌界两位最大的权威艾青和臧克家先生，都是反对朦胧诗的。实际上，这篇文章是参加“南宁会议”（一个全国性的诗歌讨论会）后，应《光明日报》之约而写的。几个月后，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也先后发表，当时被称为“三个崛起论”。那时候，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只有一种诗歌，就是那种为政治服务的单一模式的诗歌。所谓“新的崛起”，就是呼唤诗歌的自由写作，恢复诗歌的多元状态。当然，思考更多的因素是，在“文革”背景下，怎么打破诗歌坚硬的、固化的“统一体”？所以，我经常说，要在很坚硬的“统一体”上打进一个“楔子”，弄开一个缝来，以使自由创作的状态得到恢复、得到发扬。朦胧诗的出现，使我在黑暗中看到一线曙光，产生了心灵的共鸣。这篇文章主要想表达对朦胧诗的支持。现在看来，当时只是说了一些必须说的话而已，没想到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那时候有不少人批评我，包括艾青和臧克家先生等元老级人物。我当时还是个无名小辈呀，真的感到压力很大。
箫风：您这篇论文引发了关于新诗潮的广泛讨论，也促进了不同诗歌流派的产生。面对当今如此众多的诗歌流派，请问您怎么看？
谢冕：没想到，这个事情变化得那么快。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诗潮大涨，口号很多，旗帜很多，甚至一张报纸上就有十几个流派的作品。流派的形成怎么会那么快呢？都想制造一个流派，都想树立一面旗帜。当然，这也说明思想解放后一种非常自由的状态出现了，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我觉得创作根本没有跟上，朦胧诗非常可贵的传统未被重视，很快就受到弱化，受到所谓“后新诗潮”的否定。朦胧诗这个可贵的传统是什么呢？就是让诗歌回到现实当中来，批判“文革”的动乱，为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呐喊，可是这个传统很快就弱化了。
沈泽宜：1983年以后就弱化了，只剩下艺术上的探索这一条了。其实朦胧诗的内涵发展是很丰富的。
谢冕：是的。可惜的是，我们来不及消化，来不及接受朦胧诗好的传统，来不及发扬就被弱化了，就被忽视了。
箫风：您是北大教授，但您的诗论不是学院派那种风格。我感到，您的诗论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有诗意，是用诗的语言来写的；第二个是有思想，说的是自己的话。我想，这是否与您本身就是诗人有关？
谢冕：你看得很敏锐，这也是我的追求。我少年时代就酷爱诗歌，也尝试着写了一些作品，虽不成功，但使我体会到创作的甘苦。诗是那么美的，要是你评论这个诗的文字不美，你怎么有资格去评论呢？应该说，我从事的主要是文学批评或文艺批评，批评的主要对象就是美文，如果不用美文去评论别人，就不对等、不对称啊。其实，用诗意的语言来写诗评，是我国古代诗话的传统。我觉得，现在的文艺评论忽略了这一传统，应该在文字、文风的修养上有所追求，应该尽量追求比较美的文字，比较灵动的文字，这样才能够与之相匹配。
至于讲自己的话，这是对批评家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批评家最应该具备的素质。就是说，是你自己在批评，你的观点是什么，你必须讲自己的话，把别人的话讲再多都没有价值，特别糟糕的是表达外国人的意思。这是当前批评界的通病，读了半天让人不知所云，让人如坠雾中，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沈泽宜：谢冕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是有理想的，这个理想很重要，有这样的理想支持，就会成为真正的评论家。
箫风：我感到，当前批评界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讲好话太多，说是批评却看不到“批评”。有些不是一般的吹捧，甚至是商业化的炒作，跟字画拍卖一个样。
谢冕：这一点，我倒是应该自我检讨。我常说我这个人太温和，我的温和倒不是庸俗，我觉得人家写作挺难的，而且讲人家的缺点要讲到点子上，很不容易。这是我自身的缺点。
箫风：我看了您一些评论，感到还是比较尖锐的，是敢讲真话的。
谢冕：尖锐可能会有的，敢于对传统的诗歌进行批评，本身就是尖锐的。我在大的问题上是尖锐的，在小的问题上是温情的。对年轻的诗人，我总是看他们的优点，尽量把他们的优点找出来，把好的句子找出来，这也挺不容易的。写作的人有时自己不明白什么地方写得好，我们作为旁观者把它挑出来，也是对他的一个鼓励，他会觉得遇到一个知音了。
沈泽宜：我补充一点。我也承担了一些诗人的评论，跟谢冕一样，就是以鼓励为主，以扶持为主。但是，我有一条标准，你初出茅庐的时候我这样做，等你成名了，自以为可以了，对不起，我就要找茬了。这样做是为了让他更上一层楼。
谢冕：我对当前的批评界不满意。一些中青年批评家，他们不会讲自己的话，而且越是成名的越是吹捧，这是一种很俗气的现象。我昨天表扬陈歆耕了，因为他去年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一篇文章（《什么是“伟大的中国小说”》），对一个被吹捧得非常厉害的大作家提出了批评。有一个批评家，说他的小说多么的伟大，陈歆耕批评了，我认同。我为什么不能批评呢？因为那本小说我没有读完，我读了其中被选刊的据认为最精彩的片断，但是我读不下去。读不下去的作品却一再得奖，一再受到批评界的吹捧，走到了这个极端。而陈歆耕批评了，我认同这个陈歆耕了。
如果说扶持年轻人，一个新作出来，我们可以讲讲好话。可是一个成名作家、一个一再得奖的作家，再这么讲就很庸俗了。
沈泽宜：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不是为了评论对象去评论，而是一种自我展销，一种自我表现，这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