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白天的阅兵仪式和大规模群众游行活动刚刚结束，人们又以极高的兴致观赏了开国大典的焰火晚会。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矗立在东西长安大街南北两侧人行道旁的几十盏炽亮的大灯，把整个广场照得如同白昼。毛泽东身穿棕红色毛衣，在儿女们的簇拥下，坐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当一簇簇五颜六色的焰火腾空而起，在黑黛的天空中织就一个个美丽动人的花环时，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的人们沸腾起来了，毛泽东的儿女们更是欢天喜地指着多彩的焰火让他看。
万朵彩色的礼花从四面八方腾向天安门广场的高空，首都沉浸在狂欢里了……
但是，那些不是礼花，是信号弹，是240多名信号兵为新中国编织的五彩缤纷的花环。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施放焰火欢庆节日的传统。但在1949年前的中国，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哪里还有礼花焰火的用场呢？为放好礼花，负责礼花施放的张桂文带上参谋秋树萍、刘竞生，跑遍了北京城，选定了6个施放“礼花”的地点，北面： 景山、琼岛（北海）；两翼：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南面：邮政管理局大楼（东交民巷西口）、银行公会大楼（西交民巷东口）。同时抽调担负卫戍任务的独立第二、八师两个建制连为施放“礼花”的部队，进行严格的编组训练，由张桂文统一指挥。
施放“礼花”使用的是苏制信号弹。信号弹有红、黄、绿、白、紫等颜色，用俄文印在木箱上。当时，军区司令部没有俄文翻译，只有军务处一位科长懂俄文，由他负责按颜色分类，搭配分发给信号兵。
张桂文的位置在东华表内侧的指挥台上。“丁零零——”张桂文拿起电话，传来的是天安门城楼上指挥部的命令：“施放礼花！”张桂文立即凑到麦克风前，向部队发出口令。不料，意外发生了，广场上的扩音喇叭一点声音也没有。事不宜迟，来不及向周围的人打招呼，按照预定的应急措施，他抽出信号枪，举向空中。“砰”一声，一颗碧绿的信号弹带着长长的耀眼的光芒，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周围的人不禁惊讶地向后一仰。人们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一瞬间，广场四周的6个发射点几乎同时轰然爆响。一簇簇五彩缤纷的信号弹，骤然腾起，有的如喷射的彩泉，有的似怒放的花雨，有的像璀燦的明珠，叠织出奇光异色的绚丽图案，把大典之夜装扮得壮丽辉煌。随着“礼花”的每一次飞落，欢呼声犹如大潮迭涌，一阵阵漫卷过新生的古城。
当年的一份资料上明白地写道：“国庆节晚间发射信号弹3万发，另有探照灯配合照射……”到1950年国庆节，我们才使用上礼花炮。那是苏联送的。再后来，我们用上了真正的自己生产的礼花炮。
（摘自当代中国出版社《旭日东升：建国的那些人与事》 主编：何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