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3日，女作家方方以长篇小说《武昌城》荣获第十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大奖。虽然她曾说过，“一个写作者的成就不需要奖项来证明”，但作为作家圈内流行的“北有茅盾奖，南有传媒奖”的说法，这一奖项的分量不言自明。
方方是一位内心有力量的女作家。自登上文坛开始，方方就凭多方面才华，擅于处理各种题材，关注社会化的人生际遇，开掘不同人生状态中的丰富意蕴。生活中的她，乐观开朗，热情大度，甚至保持着贪玩的天性。也许从她的不少作品里，我们读到了悲观主义的些许情绪，但从她身上，读到的却是乐观、坚定、理智。
工人方方：生命的一种体验
方方，本名汪芳，1955年5月生于南京。1957年，两岁的方方及家人随投身长江三峡工程先期工作的父亲从南京迁往武汉，在汉口的刘家庙单位宿舍一住就近30年。那时，“反右运动”开始不久，身为工程师的父亲无法抵挡政治潮流的冲击，常常郁郁寡欢。日后，她把最初来到这里的那几年的生活写入了首部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及其悲剧命运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主题，这部小说正为此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文本。
方方从小各科学习成绩都不错，一直担任班干部，也曾在学校的文艺宣传队里跳过舞、弹过扬琴，还有替开会去的语文老师上课的“特权”。读到小学四年级，“文革”开始了，不上课，就有大量的时间看书、下棋、玩集体游戏。一到夏天的晚上，她就被邀请到宿舍外的操场上或邻居家里，给一群孩子讲故事。后来她喜欢上写小说也与这些经历有关。
1972年父亲去世了，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高中毕业后她在武汉运输公司二大队当起了搬运工，拉板车、扛大包、开吊车等体力活都干过，腰也受过伤。
当时不工作或者换工作都是绝无可能的。“头一两年还可以凭热情干活，但三四年后，感觉凭我的理想和做人方式很难融入他们中，再加上体力劳动强度太大，常常吃不消。”方方在这里始终是个另类，故而她从未放弃改变命运的想法。1978年恢复高考后，方方凭着自己的努力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告别了这段凭体力劳动吃饭的生涯。
而落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这4年对于她来说，其实就好像已经上了一轮大学。在生命离年轻越远的时候，她越发感觉到它有多么重要。“这是个人生命的一种体验，直接影响到我的创作、人生观和对普通劳动者的情感，我觉得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是他们血肉的一部分，它给了我情感上的深度，给了我理解人生的一个重要方式。”
作家方方：成名时的状态就像现在的“80后”
由工人到学生，犹如生命的开始，从此改写了她的整个人生。方方总在说，大学给予自己的财富在于对生活和社会有了全然不同的理解。“我们那一届大学生层次结构不一样，常开展讨论，互相补充，建立自己的观点。这样，我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懂得了从形而上的角度认识社会本质。之前被报纸上讲的牵着鼻子走，而后慢慢地会自己想问题，提出质疑。其实写小说的过程，就是提出很多质疑；成长的过程，就是根据体验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看法。”
写作以及成为作家，几乎是当时每一位中文系学生的梦想。而方方在这方面早早地走在了同学们的前面，先写诗歌，后转向小说，一路参与和见证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1976年，她在国家正式刊物上发表了《扎根装卸干革命》的诗歌，1982年又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大篷车”上》，遂开始以作家的身份参加了各种创作会议和文学活动。
这篇小说体现了方方对人独到的观察力。要知道，在那个人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多年来简单化、单一化看待事物的年代，方方就敢于在作品中把人的复杂性展示出来，从那些被一般人认为是“刺头儿”的落后分子身上，看到他们的生命活力和生存智慧，看到人性的多彩性。这也是她的创作一开始就受到人们赞赏的重要原因。
大学快毕业时，方方向系里申请以小说(后发表时题为《啊，朋友》)作为毕业论文，系里破格同意了。而像她这样以小说代替学术论文而毕业的，在武大中文系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1987年底，方方发表了中篇小说《风景》。小说中的“我”生下不到16天便夭折，被父亲葬于窗下，与住在老武汉的贫民区——铁路外的一间11平方米的板壁房里的粗暴蛮横的码头工父亲、风骚无知的母亲朝夕相处，“宁静地看着我的哥哥姐姐们生活和成长，在困厄中挣扎和在彼此间殴斗”。这部小说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被文艺界誉为“新写实小说”的奠基之作，从此“方方”这个作家的笔名与“新写实”派联系在了一起，在国内外迅速打响了知名度，一些原来不太看好她的人开始对她刮目相看。“这对我的创作倒没什么影响。我当时的状态就像现在的‘80后’一样，说是有个性也好，傲慢也好，叛逆，比较冲，自主意识强，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太容易被人左右。”不过她的生活无疑因此好转，当年是用这笔稿酬结的婚。
那一年，方方还发表了《闲聊宦子塌》、《船的沉没》、《白雾》，风格和题材完全不一样，已经显现出较深的写作功力。她此后的作品一直植根于生活，描写凡俗人生的本真形态，并赋予更深层的意味，因而被人誉为思考型的作家。“写作的时候，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老早就有人说我的作品不能往下追问，再往下就变成虚无，都反映着强烈的宿命感。”方方自我评价说。这一点在《水随天去》、《暗示》等小说中可以得到印证，评论家也常提到：“她对于人生的悲剧性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理解，超越了一般女作家的情感性叙事。”
在很多读者心目中，方方的汉味小说征服了他们，而她本人一直是作为武汉这座城市的代言人而存在的。方方对城市历史的这种关注开始是被动的(起初为完成出版社约稿)，但慢慢地，她为城市的历史和一些人的情怀而感动，认为自己应该是历史的普及者，以小说的形式把它们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所谓“铭记使我们得知来处”。
这几年，方方创作的多部小说都是以民国时期的武汉为背景展开故事的，比如，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主要在一群汉剧艺人身上演绎着复杂的人世、曲折的人生、幽微的人心。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武昌城》则落笔于80多年前北伐战争中的武昌之战：1926年初秋一场残酷的围城战役让武昌曾经有过的雄伟的城墙、城门、护城河毁于一旦。武昌被封的40天中，关在城里的老百姓遭遇到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遭遇过的痛苦。小说写出非常状态下人性的纠结和日常生活的崩溃，书写了有着“大我”气概的一代人为实现理想而表现出的一种非常勇敢、不畏牺牲的气概。“在今天我们这个讲究实惠、放弃理想、追求小我的年代，他们的所作所为，何其可贵。”
知识分子方方：去大学当教授换一种活法
在此后的20多年里，方方写出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多年来一直不变的是按自己内心的原则来写作、“完全是凭兴致，怎么舒服就怎么写”的写作态度。当然，她也没有忘记对这个世界的关怀。无论是写小说或文化随笔，还是在电视台做编导，办人文杂志，为保护城市历史文化而身体力行，她都自然而然地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和人文观照。
大学毕业后，方方被分配到湖北电视台工作，做了7年编导。“拍电视剧太热闹，而做专题三五人就可以成行。所以，我后来调到对外宣传部，就是现在的国际部专门做对外宣传片。”方方解释说，自己属于那种向后退缩的人，生性不喜欢太热闹的地方。为拍专题片，她跑了湖北很多地方，了解当地的文化和风土人情。与此同时，她开始关注到了民间艺术这一领域，开始做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事情。
1989年方方离开了电视台，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四年后，她接手负责作协旗下的一家刊物。这段难得的总编辑经历加强了方方的务实性和责任感。“市场是无情的，你要随市场走，但也不能被它左右。你总是想去培养和引导读者胃口，而不愿意低头去迎合和奉承它。这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责任和义务在里头。”
如今，除作家身份之外，方方还是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的一名教授。“当专业作家也挺好的。只是时间长了，很想换一种活法。2007年当选为湖北省作协主席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其实蛮尴尬，去大学的念头便强烈起来。”方方提起进校园的初衷说。
她一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相对于整个社会，高校还是要宽容自在得多。这里毕竟藏龙卧虎，跟同事们的交流能让我提高自己。我还很想跟年轻人有些交流，向年轻人学习。我们彼此相互讨论什么样的文学是我们所想要的。我想，大学是一个可以提升我自己的文学水平和人生境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