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先后创办了近二百种中外文报刊。这些报刊有以宗教宣传为主，有以传播西学为主，也有以时事政治为主，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报业的近代化。
关键词：19世纪；传教士；报刊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3(c)--0135--02
一、19世纪传教士报刊在中国的发展
1815年8月美国传教士马礼逊与米怜在南洋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继马礼逊、米怜之后在南洋创办报刊的有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e，1796―1857)和吉德(Samnel Kidd， 1799―1843)。在《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停办后，麦都思以米怜事业的继承人自任，在1823年创办第二份中文月刊《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吉德则于1 828年创办中文月刊《天下新闻》。
鸦片战争前，在中国从事报刊活动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为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1832年5月，他创办了英文月刊《中国丛报》，主要刊载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地理、文化、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文章；报道与评论有关中国的时事、中英关系等情况。前12卷对研究鸦片战争史有重要参考价值，历来为中外历史学家所重视。此外，这一时期的英文报刊还有马礼逊和米怜创办的《印支搜闻》。
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人在中国取得了许多特权，办刊权就是其中之一，率先利用这个特权的还是一向重视“文字播道”工作的传教士。据统计，1844年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仅有31人，1860年增至100余人，到世纪末达到1 500余人。传教士和教会所办刊物也急剧增加，1840年前不过10家，1860年发展到32家，1890年则增至76家。在此期间，除麦都士、理雅各、奚理尔等人继续活跃于报坛外，更多的传教士先后走上中国近代报坛，参与创办报刊活动。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以下几种：
二、传教士报刊的分类
(一)以宣扬宗教为主的报刊
传教士在早期创办的刊物大多以传播宗教为主。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刊登了大量传播教义的文章，如《神理》、《圣经之大意》、《耶稣主义之大要》、《万人有罪论》、《神主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论》。《察世俗》之后的报刊《特选撮要每月纪传》继承了《察世俗》的办报思想和宣传方针： “弟如今继续此察世俗书，则易其书之名，且叫《特选撮要每月纪传》。此书名虽改，而理仍旧矣，”《东西洋考》、《印支搜闻》等期刊，虽然宜传宗教的内容相对减少，但始终没放弃对基督教的宣传。
(二)以传播西学为主的报刊
1857年在上海出版的《六合丛谈》为一综合性期刊，有泰西近事、金陵近事、等中外新闻，有《地球形势大率论》、《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等西方文化知识，有进口货单、出口茶价单等商务信息，虽保留“宗教”一栏，但宗教内容少之又少。1872年丁韪良和艾约瑟在北京创办的科学期刊《中西闻见录》声称“系仿照西国新闻纸而作”，内容以刊载各国近事、商业消息、一般新闻评论和介绍“天文地理格致之学”为主，传播西方思想文化。1876年傅兰雅自筹资金创办并主编《格致汇编》，坚持不刊宗教性教材，甚至严格到不刊载任何非科学著作。《格致汇编》从“浅近者起手”，所载多为科学常识，并设有“互相问答”一栏，傅兰雅亲自解答读者提出的有关科学问题达500余条。
(三)以时事政治为主的报刊
1 853年创刊于香港的《遐迩贯珍》，虽由传教士主持，但宗教色彩很淡，占它篇幅最多的是时事政治新闻和评论，诸如太平天国、会党、上海小刀会、厦门小刀会起义消息及法国公使赴天京访问、清军焚掠屠杀、早期香港情况等均有记载，因而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份以时事政治为主的刊物。《中国教会新报》于1868年创刊于上海，主编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刊时是一份以宣传宗教为主的刊物，但从第三年起，时事政治方面的内容日益增多。1874年更名为《万国公报》，1887年广学会复刊《万国公报》后，大量发表涉及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的新闻和评论。9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方兴未艾之际，《万国公报》异常活跃，看在一系列论文，大力鼓动中国实行变法，为维新思潮的蓬勃而起作了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由专言宗教改为宗教仅起点缀作用而主要传播西学知识并大量刊登时事政治的综合性刊物，折射出了整个19世纪传教士报刊所走过的道路。
三、传教士报刊与中西文化交流
应当看到，19世纪传教士的报刊活动，最初首先是从宗教活动的需要出发的，其目的是籍“文字播道”，使“中华归主”。而且其中一些也的确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如裨治文创办的《中国丛报》曾公开宣称：“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但随着传教士报刊的逐步演变，它们成为以传播西学和时事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报刊，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报业的近代化。
(一)将“西学”传播到中国，促进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
鸦片战争后的报刊如《六合丛谈》、《中外杂志》和《格致汇编》都很重视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尤其是《格致汇编》，它不登任何宗教材料，刊载的文章几乎都是纯科学作品，这对启迪国人的心智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所有传教士报刊中，影响最大、作用最大的报刊还是《万国公报》，其一大特色就是重言论，“泛及时政、吏治、习俗、中西关系、通商、教育、科学、实业、交通等”，“其以开风气，扩民智为标榜，在当时的中国也起到了广见闻，通上下的作用。”而其关于西方民主政治及其学说的介绍，激发知识分子追求新知，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有一定的启蒙作用，成为传教士与中国官吏直接联系的渠道，如王韬、郑观应等，多次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政论文章。“凡民族自立，主权完整，政治改革，莫不有其更新之启发。嗣后变法维新运动，很显著颇受其鼓吹之影响。而并时学会林立，各地纷纷办报刊，却又是形式上之重大摹拟”。
(二)促进了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产生
19世纪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把西方近代报刊的概念、模式介绍到了中国，也把办报的经验带到中国，揭开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序幕，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累计有20种左右，这些报刊“一切均仿泰西报馆章程办理，所以它一开始就能以比较完备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首先，传教士报刊以其自身的实践，将言论、出版自由等西方近代报刊观念引入中国。1834年1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新闻纸略论”一文，这是中文近代报刊上第一篇介绍新闻自由观念的专论，而出版自由观念在中国最终确立则是鸦片战争前传教士的办报实践。在他们的影响和直接指导下，首先是一批早期维新思想家在办报活动中表现出对出版自由的价值的认知，发出解除报禁、自由办报的呼声。其次，传教士报刊以言论引导社会思想的功能对中国近代报刊的舆论导向起了示范作用。重视发挥报刊的舆论工具作用是传教士报刊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莫过《万国公报》。传教士报刊的这种时代意识和言论引导社会思想的功能，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影响极大。实际上，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诞生，并非源自社会内部对新闻的大量需求，而缘于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立言”参政的政治需要，这与传教士报刊的“示范”作用是有很大关系的。特别是维新派充分利用报刊进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宣传活动。
此外，传教士报刊将西方报刊形式传入中国，为中国近代报刊提供了现代模式；将铅字、印刷机等近代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为国人自办近代报刊提供了物质条件，其经营理念也为中国近代报刊的企业化发展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