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任何时期翻译活动的开展都受到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对翻译的目的、题材的选择以及翻译理论的发展诸方面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讨论了鸦片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期间中国翻译活动的发展变化过程,总结分析了该时期翻译活动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基础,论述了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关键词: 鸦片战争 中国翻译 历史文化 活动影响
1.前言
翻译是不同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任何民族,翻译活动的开展都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连。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都对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题材的选择、翻译的思想基础与翻译的目的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翻译活动的进行也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变迁和文化转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国的翻译活动肇始于东汉末年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共三次大的翻译高潮。鸦片战争时期的翻译是第三次翻译高潮的开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用枪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我国近代的翻译事业开始了。本文所要探讨的是鸦片战争期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期间的中国翻译活动,着重探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翻译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并分析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活动在翻译目的与选材两方面的重大影响,旨在帮助译者了解文化和社会历史因素对翻译的重要影响,从而能够在翻译时做到尊重历史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信”。
2.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翻译的历史条件
任何翻译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晚清时期,中国政府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中国人与西方科学知识彻底隔断了。欧洲18世纪以来兴起的科学工业革命,以及凭借科学技术进行的殖民侵略战争,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开了中国大门,自此,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占据统治地位,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尤其是19世纪中期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迫切要求扩大海外殖民地市场。欧洲各国为了扩大其资本主义市场,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的军事行动,极力打开中国市场。1834年12月,在广州的英国商人联名上书英王,要求在中国开辟更多的通商口岸,请求派来一支有充分规模的武装力量,直接北上与中国政府交涉。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等地的资本家也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华军事行动,打开中国市场。[1]中国政府不敌外来势力的强大侵略,在鸦片战争中以失败而告终。在这种情况下,晚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这种贸易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除了贸易交往之外,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840年到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期间,随着《中法黄埔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获得了在中国的自由传教权,英、美等国的传教士纷纷涉足东南沿海,在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宣教他们的宗教文化,极力向中国人传播他们的基督教理念和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2]他们从传教的目的出发,极力想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观,于是创办杂志、翻译书籍、出版图书、创办新式学堂等,揭开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崭新的一页。外来侵略给中国经济和文化领域带来的巨大冲击,使得许多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正视中国政府的愚昧腐败,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认识到与其坐以待毙,任人鱼肉,不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大批的爱国者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翻译活动也因此而盛行起来。
3.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翻译的思想基础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这些都是一向固守华夷观念的国人意料之外的结果。在固有的内忧和新生的外患的双重压迫下,一部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有识之士惊觉起来,痛定思痛,反思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吸取其中的教训,他们反对卖国投降,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要求改革弊政并抵抗外国侵略。与此同时,主张学习西方,进而探寻解救中国的有效途径,经世致用的思潮也随之而起。
经世致用,或说通经致用,或说明体达用,其基本意思是在遵守儒家根本信条的前提下,致力于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以经邦安国,济世利民,建功立业。[3]在鸦片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爱国之士的经世致用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以免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奴隶。杰出的爱国者林则徐在抵抗列强侵略的斗争中,最早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他从事翻译的意旨在于借鉴西方,目的是“制敌”。与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曾这样提出他经世致用的思想:“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4]在他看来,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不了解夷情,因此要了解夷情,就要从立译馆、翻夷书做起,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它代表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思想的最高水平。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翻译工作被上升到了“天下第一要政”的高度。爱国之士们从中国当时的需要出发,将翻译工作的重心逐渐转向社会科学领域,开始着手翻译西方政治、科技、经济、法律、教育、历史等方面的著作。
4.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目的的影响
中国古代翻译的主要内容多数与宗教翻译相关联,翻译的目的主要是传播教义,为异国宗教服务,并为我国统治阶级所利用,这一时期主要体现了翻译的政治性目的。至明清之际的徐光启等人,虽然也是宗教界人士,但翻译内容则开始突破宗教领域,而涉足科技翻译,并且已经开始忧患中国的积弱,希望通过翻译来对西方科技“会通”,以求最后“超胜”,这就已经从单纯的宗教虔诚发展到爱国主义精神了。[5]
而到了近代的鸦片战争时期,对宗教的翻译日益减少,对科技文献的翻译则逐渐兴起。这一时期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鸦片战争时期的翻译活动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它肩负着“富国强民”的重担,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更为强烈,绝大多数翻译家,都表明了一种非宗教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在这一时期,为了抗夷制夷而“师夷之长技”,国内设翻译机构如同文馆、江南制造局附属翻译馆等,所做翻译活动均以力求解救民族危机为目的,翻译的实用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5.鸦片战争对中国翻译选材的影响
我国翻译活动的第一次高潮是东汉末年至唐宋的佛经翻译,至明末清初时期,则由佛经翻译逐渐转向了科技翻译,虽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次科技翻译的高潮,但西方文化的渗透仍然是极其缓慢的。[6]在鸦片战争前,由于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明,西方传教士多对中国敬畏有加,加之中国闭关自守的政策,西方的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极少对中国的文化和科技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然而,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各种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也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艰辛历程。这一时期中国封建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巨大威胁和强烈冲击,一些爱国的封建文人也盼望国家强大,以抵御西方列强,并开始寻求救国之路。这一历史文化背景对翻译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翻译选材从自然科学逐步发展到社会科学和文学等领域。
鸦片战争之前,洋务派作为当时社会的进步力量,认识到中国在科技方面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列强,于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明确提出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机器制造,自强兴国。他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组织翻译了一些自然科学的书籍。通过洋务派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译书机构,大量有关工程技术、军事武备和自然科学类的西方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然而,由于当时的封建文化依然占统治地位,洋务派有他们不可救药的局限性和反动性,他们依然顽固地维护中国当时的封建帝制。这一点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翻译的选材,致使当时翻译的内容只局限于兵工技艺、声学、光学、化学、电学诸书,并且反对翻译国外有关“男女平等”等内容的书籍。[7]这一时期对社会科学题材的著作,虽然也有一些介绍,但却是附带的、零星的,不占主体地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自然科学的介绍相比。可以说,自然科学的大量引进,是西学在这个时期传播的重要特征。
鸦片战争的惨败,惊醒了中国许多维新派先进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枪炮火药和轮船机械的落后,更在于政治和文化体制的落后。对此,梁启超认为“西方之所强者不在兵”,并提出要逐步扩大对西学引进的范围。之后他们在翻译的选材上已不局限于自然科学,而主要是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历史和各种学术论著。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当属严复,以1898年其翻译《天演论》为标志,中国出现了学习并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热潮,一大批社会科学名著陆续被翻译出版。[8]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进一步强调了翻译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在中国文学史上,梁启超首次提出了“政治小说”的概念,他已经意识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足以挽救当时的中国,更能深入群众的文学作品才能起到唤醒民众保家卫国的作用,因此,文学题材的翻译在此之后又如雨后春笋般勃然兴起。
6.结语
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环境中进行的,其依存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鸦片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翻译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一片肥沃的文化土壤,其特殊的经世致用思想也使得翻译无论是在选材,还是在翻译目的上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对宗教文献的热衷,逐渐转向了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翻译,最后更是广泛地渗透到了文学领域。
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历史文化背景,还是政治事件,都对翻译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任何一个译者在翻译时都必须重视文化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只有真正了解和掌握翻译史中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才能做到在翻译时顺应时代文化背景的要求,达到翻译标准中真正的“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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