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小说要达到“叫好又叫座”的效果，不但需要高超的艺术手法，更需要一个精彩的故事支撑。讲故事简单，但是讲好一个故事就比较难了，故事貌似简单其实具有无限的嵌套性和丰富的层次感，小说需要故事而生存，要给予故事以养分必须有新鲜和动人心魄的弯弯绕绕。本文以“偶然―突变―崇高”这一通俗小说的叙述模式着重分析虹影小说《上海王》的精彩之处。
关键词： 故事 叙述 偶然 突变
小说要达到“叫好又叫座”的效果，不但需要高超的艺术手法，更需要一个精彩的故事支撑。故事貌似简单其实具有无限的嵌套性和丰富的层次感，小说需要故事而生存，要给予故事以养分必须有新鲜和动人心魄的弯弯绕绕。虹影小说中的故事几乎没有类似的，因此要把她的小说进行简单归类似乎不大可能，本文以作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故事小说《上海王》来分析作者在此篇小说的故事叙事模式，其实也代表着作者目前的故事讲述方式。
《上海王》描写了一个乡下女孩筱月桂在清末至解放前一系列的传奇经历：她从一个乡下女孩成为妓院丫头、黑帮老大情人，最后成为洪门三代老大的情人，在男人为主导的上海，她成了幕后的“上海王”。《上海王》讲了一个“好看”的故事，而这故事讲得好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首先，《上海王》运用民间讲故事人的口吻讲述，并且制造一种讲历史上真人真事的效果。“我”完全是作为一个叙述者的身份插入小说当中，并不承担故事情节发展的人物身份，作者时常故意中断故事，介入叙述者自己的评价和陈述来引人入胜。在书中第五章，对青帮红帮的介绍，最后说道：“我在这里妄评秘密社会史，肯定引得专家皱眉。上海洪门后来绝迹政坛，此中原因，倒是要看完我这本书才会明白的。这不是说书人的故伎，且听下回分解；你们读者醉翁之意并不在此，这点我明白，正如我知道你们的兴趣在哪里。” ［１］放弃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平和的讲故事人身份出现，这是通俗小说吸引读者的惯用手法，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叙事手法，这更是故事吸引听者的叙事成规了。
在制造真实方面，作者在故事没开始时先来一句：“叙述者声明：本小说绝非向壁虚构，欲对号入座者，详见第二十七章”。待翻到第二十七章时故事基本接近尾声，作者说“这本书许多事我照实写，比如书中常荔荔见不得人的事，是我花了极大的代价调查出来的。倒是筱月桂对我说，你不过就是叙述者，小说中的叙述者，你不过是记录整理我说的事”［２］。小说中还时常单独插入“我”对历史事件的考证考据，闪烁其词地插入真人生平历史考证根据，比如从“刘骥先生”这位曾经在筱月桂身边的人物来打听调查已去的历史掌故。在第七章叙述者说自己翻阅了不少娱乐小报，买老唱片听筱月桂的歌……第八章我与刘骥先生讨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通过网络查筱月桂和街头巷尾的市民寻找筱月桂的信息……这样一再声称并且表明小说中人物和事件有根有据，把小说当成过去了的新闻实事来说，这也是通俗小说的惯用手法，通俗小说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追求社会热点，并且喜欢与新闻文体进行杂糅，使得故事具有其自身特点的新闻性。这样故事中的人物身份的历史真实身份似真似假，吊够读者的胃口。
其次，在《上海王》中作者口口声声说通过一个女人的现代化写出上海的现代化进程，故事始于1907年，但是这个时期的女性代表性形象应该是“秋瑾”或是“娜拉”类形象，但是作者却把这个现代化进程的重担放在一个妓女身上。并且对于小月桂的四次“性高潮”，作者毫不手软。从读者这方面来看，显然这样的一个风尘女子传奇比革命女子故事更受普遍大众的欢迎。
第三，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下汤哲声教授的那句话：“流行小说的生活是超常规的，那是传奇，流行小说的叙述文本却是常规的，那是故事。所谓故事就是有头有尾的人和事的描述。在流行小说的故事叙述中，偶然往往构成故事的开端，突变往往构成故事的曲折，崇高往往构成故事的结局。”［３］《上海王》中故事时间是顺延发展的，故事“有头，有身，有尾”，并且作者还严格按照了流行小说的这套模式：偶然――突变――崇高，因此故事精彩动人。
《上海王》中小月桂是黄浦江对面的川沙县的一个农村女孩，幼时父母双亡，从未裹小脚。15岁时，舅舅把她卖给上海“一品楼书寓”做丫头。一品楼能招客的“倌人”，要三寸金莲，说苏州话，会弹琵琶唱评弹。这三个条件，小月桂一个也没搭上边，她不会唱评弹，只会唱“乡下花鼓”，可正是这“嘴大，脚大，人高，胸高”的体型让她遇上了改变她一生命运的人――上海洪门的山主常力雄。而这不登大雅之堂的“乡下花鼓”在常力雄听来却韵味十足，风情万种。这是一个重要的“偶然”。当然在这当中还有很多小的“偶然”，比如说常力雄之所以会对小月桂这样西洋女人体型感兴趣，是因为常力雄的一次小经历：他曾经很偶然地撞倒一个卖西洋画的小贩的货，拾起来一看是西洋裸体画，有安格尔的《泉》、波堤切里的《维纳斯德诞生》。看到小月桂后便勾起他回想到西洋春宫图，在他看来“这种风韵很特殊”。试想，如果没有看过这西洋春宫图，那么常力雄就不会喜欢小月桂；而如果小月桂的体型和辛黛玉一样属于那个时代的审美体型，那么常力雄也不会喜欢上她。可小说不是现实生活，故事好看的小说更不是现实生活的简单复制，作者就是让她的人物多遇上一些“偶然”，人生的传奇才会精彩一些。
故事的叙述远非这样的简单，在一些“偶然”的种种相遇之后，跌宕起伏、曲折动人的故事就开始了，那么“突变”就显得异常重要了。正是常力雄这个帮会老大给小月桂带来好运和生命光彩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常力雄由于受到奸人所害，在枪林弹雨中为掩护黄佩玉（此人正是杀手的同伙，阴险狡诈，常力雄死后接手其位置）中弹身亡。此时重要人物小月桂从山峰迅速落入谷底，落入完全无助境地。六年过去了，已经是民国。1913年反袁战争失败，上海却更加繁荣，成为二百万人口的亚洲第一大都市。小月桂现在二十出头，却走投无路，穷困潦倒。这中间所受的委屈和苦难简直是罄竹难书。作者在此无意于诉苦或是同情她为她抱不平，更不是要责难旧社会给妇女带来的伤害和折磨，小月桂所受的这些苦难和折磨完全是故事发展的需要，完全是为她以后成功所做的铺垫，俗话说“没有苦中苦，哪来人上人”。
在一次“突变”后，如果小月桂一直这样受尽折磨，那么整篇小说将无法继续了。正如汤哲声教授所说“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总是相善的”，作者让小月桂凭借着自己的嗓子办了一个戏班子，并改名为“筱月桂”。此后的创业阶段有着种种困难和辛酸，作者叙述得曲折动人，感人肺腑，当中也包括了种种的“偶然”和“突变”。三年中，申曲从乡下花鼓，变成了专演上海市民生活的地方歌剧，而且特别适合改编西方名剧。筱月桂也成为上海演剧界耀眼的明星。杀死常力雄的主谋黄佩玉得到应有的报应；经过种种波折，伴随着种种“崇高”的善意，该得到的得到了，该死的也死了，因果报应有了个解释。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作者希望她的故事更加吸引人一点，那么她就必须让这“偶然――突变――崇高”的模式在小说中重复使用。
黄佩玉死后，洪门无首，大批债主拥上门，时间正是1915年世界经济动荡，筱月桂和她的情人余其扬又一次面临着危机，这又是一次“突变”，但是局势总能转危为安。“崇高”又出现了：余其扬成为洪门第一个银行家山主，而筱月桂成为上海洪门第三个山主的情妇。筱月桂的演艺事业也蒸蒸日上。又是十年过去，时间滑到1925年，筱月桂和常力雄的女儿常荔荔出现了，办起了电影公司。毫无疑问，她的女儿继承了母亲美丽的容貌，并且也是一名当红演员。本来可以如此完美地接近尾声了，作者又来了一次“突变”，常荔荔被绑架，等到筱月桂解决好这件事情胜利回家时，却看见了自己深爱了十几年的人和自己女儿乱伦的场景。尽管当时受到致命打击，但是痛定思痛，筱月桂决心做个女实业家。参与投资的新摩天楼落成时，她去剪彩，在众人的欢呼中，上海第一部进口的自动楼梯，把她缓缓带到高处。这也是把她带入人生的高处。
筱月桂的超常规的传奇经历在作者的叙述中游刃有余，进退自如，曲折动人，扣人心弦。这篇小说的可读性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故事的表述思维与读者的接受思维相一致，与读者的审美期待相一致”，“人们惯常的思维总是在因果关系中展开，逢因必问果，逢果必问因，偶然、突变、崇高的过程正好是一个完整的因果关系的转换过程。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总是相善的，偶然总是善的发现，突变总是善的威胁，崇高总是善的提高。”［４］虹影正是抓住了这条规律，完成了她的“好故事”。这部小说故事讲得好看的原因之二是把握了人性中的“自然人性”。“如果把人性分成自然人性和社会人性的话，流行小说显然侧重于自然人性”。这“自然人性”包括人类的好奇心、窥私欲、欲望……而一个讲得好的故事正是满足了读者的“自然人性”，激发着与读者本能的共鸣，一旦情节思维与读者的阅读思维一致，那么读者在阅读中也就享受着“故事”所给予的自然本能上的快感。虹影在这里运用了一套流行小说的模式，普通的读者从里面看了一个好看的故事，这个过程本来就是一种审美愉悦；并且小说包含了上海民国时期的正史所容纳不了的野史，有着花边新闻效果。研究者也可以把这篇小说当成女性主义小说的范本来研究，虹影说《上海王》“就是讲述了一个女性在现代化形成中的种种处境，这处境包括她的性自觉的过程，和对自己的身体的发现”，小说从一个通俗好看的故事里透视出一个女性文化主题，这是作家的高明之处，“在流行小说模式中讲述一个沉重的文化故事，是作家的聪明。”［５］
参考文献：
［1］虹影.上海王.收获，2003增刊秋冬卷，第27页.
［2］虹影.上海王.收获，2003增刊秋冬卷，第101页.
［3］汤哲声.绪论：中国流行小说辨析.流行百年：中国流行小说经典.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1月北京第1版，第10页.
［4］汤哲声.绪论：中国流行小说辨析.流行百年：中国流行小说经典.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1月北京第1版，第11页.
［5］汤哲声.价值回归文本创新：20世纪80、90年代的流行小说.流行百年：中国流行小说经典.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1月北京第1版，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