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记忆：激情五年
1957，纷纭世事
新年第一个小时，在北大燕园“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八千学子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校长马寅初高声说：“兄弟我给大家拜年。”“掌声、欢呼声混成海洋！”中央民族学院四十多个民族的师生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欢呼：“新年好！”“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然而，上一年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却是风云迭起。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开始批评斯大林。之后，在波兰，哥穆尔卡取代奥哈布成为执政党领袖。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和市民走上街头，推翻了拉科西和格罗的劳动人民党政权，卡达尔在苏联的帮助下重新组阁。
谁也不会想到“乌云”会悄然飘至中国的上空。元旦这天与北大学子见面的《红楼》创刊号的封面“是一幅木刻图案：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题名是“山雨欲来”。
这一年受多种因素影响国内也出现了农民退社、职工闹事、学校罢课等事件。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5月15日，毛泽东却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并估计500多万知识分子里右派分子约占1％～10％。毛泽东在25日接见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又说：“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当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的年轻干部姚文元看到新华社这则电讯最后一句话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什么，并开始为自己年内的“大鸣大放”感到担忧。他仔细研究，终于注意到《人民日报》是以显著位置发表这一电讯，而上海《文汇报》却只刊登在角落里。于是，他从字体到排版等等细节“窥测”到了《文汇报》的“居心叵测”，并连夜写成《录以备考———读报偶感》，而且就投递给《文汇报》。
6月8日，毛泽东对党内指示“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由此“整风”转向“反右”。
6月10日的《文汇报》第3版副刊“笔会”上一篇不起眼的千字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毛泽东看完后当即写下《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在《人民日报》上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也一同刊出。而在2月份毛泽东就曾说过：“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指《教条与原则》，发表于2月6日的《文汇报》）。我看是不错的。”由于毛泽东的表扬，这个曾经追随胡风，而后作为“新生力量”在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张春桥的支持下，靠批判胡风起家的姚文元从“小棍子”升级到了“大棍子”，并在“文革”中发展为“金棍子”。这一年他挥舞着“大棍子”横扫中国文坛：从巴金、丁玲、冯雪峰、艾青、姚雪垠，到王蒙、刘绍棠、流沙河……
社会学专业在1952年及1953年的高校院系调整中被取消，但在继续执行“双百”方针的这一年，费孝通他们感到了新的希望。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费孝通和吴景超等人积极为恢复社会学的研究忙碌着。
1957年初，吴景超发表《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2月20日，费孝通发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现在不论哪个地方，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夫妇问题、养老问题、儿童问题、人口问题等都有一大堆”，“对于这些问题用科学方法来调查研究比闭了眼睛说没有问题对我们有利”，“我想反对‘社会调查’的人理由是不会太多的。”
但是，费孝通的政治敏感度远不如姚文元，他没有意识到一场大运动即将展开，更没意识到会面临一场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6月28日，在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郭沫若、潘梓年、胡绳等对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运动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批判。之后在7月的中科院座谈会上郭沫若说：“还没有充分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在具有最强烈的阶级性的科学部门———社会科学工作方面的阴谋活动……我们决不能就此结束战斗，中途收兵。”其后，中科院、中央民族学院都召开了批判会。
7月17日至21日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曾经赞同恢复社会学的潘梓年为了划清界限，在8月29日直截了当地指出：“《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就已经在许多‘曲笔’的掩护下面宣传着右派图谋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反动纲领。”“彻头彻尾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的，我们必须在原则上予以否定。”
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得出了与上一年9月的中共八大完全不同的结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中共八大上宣布上述两种矛盾已基本解决。“反右派斗争”越来越扩大化，蔓延到了农村和工商业。
据当时在安徽省萧县堤黄完全小学（1～6年级）上五年级的曹鸾英回忆，学校有位贫农出身的老师李怀民，在社里的辩论会上说：谎报小麦亩产500斤，结果征购量比实际产量还多，这还怎么过？他因此被划为右派，被调至初小（1～4年级），并且还要挑大粪。还不明白事理的一二年级小学生在他背后欢快地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人民的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萧县黄口中学高一年级有位姓马的同学写了两篇小作文，一篇题为《蝉和蚰子》，说它们都会不停地叫，但人们会觉得蝉叫得好，其实并非如此，区别仅仅在于两者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还有一篇是《洗澡》，讲的是学生和校长一起去澡堂洗澡，学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校长身上沥水（不沾水，讽刺胖，油水多）。因此牵连语文老师、班主任被打成右派，而马同学被定为“现行反革命”。
这一年42岁的顾准在《经济研究》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河南商城。
4月13日开工兴建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由苏联专家设计的，但在70多名专家参加的讨论会上，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修建大坝会导致黄河中游泥沙淤积，将黄河下游的水患移至关中平原，建坝拦沙让黄河变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在纪录片《向右派斗争》中，黄万里在接受群众的批判，他被打成右派，送到北京密云水库大坝上劳动，“文革”中被贬到三门峡挖厕所。
在“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划定“右派分子”共55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