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洙的家在清华园西南角一座旧楼房的一楼，楼前不大的小院里停了几辆自行车。林洙蹒跚着来开门，她的膝盖有膑骨软化症，行走时必须放慢速度。 84岁的林洙精神很好，思维敏捷，一举一动温文尔雅。她正在忙于手头即将出版的四部书稿，正在做最后的整理和校对，花去了每天大部分时间。中午的小睡是必需的，因为她和读高中的孙女住一个屋，孙女做功课往往到夜里十二点，她须等孙女睡下才能入睡。
“现在的孩子功课太繁重了，反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林洙无奈地摇头。
清华园初识林徽因
1948年，年仅19岁的林洙跟随应聘到清华建筑系任教的男友程应铨来到了清华园，并进入了清华园的先修班，准备正式报考清华。清华有名的才女林徽因是林洙的老乡，父亲给林徽因写了张字条，请她帮忙照顾自己的女儿。
在家乡大家聚会的时候，谈论最多的就是这位美女加才女的传奇故事，所以林洙对林徽因并不陌生，她对林徽因充满仰慕之情，这次终于有机会得以见到本人。
林洙还清楚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林徽因的情景，那是在梁家的客厅，“只听卧室的门‘嗒’的一声开了，林先生略带咳嗽、微笑着走进来，边和我握手边说，‘对不起，早上总是要咳这么一大阵子，等到喘息稍定才能见人，否则是见不得人的。’”
那个时候的林徽因肺结核已到了晚期，林洙看到的林徽因和照片上的截然不同，“天哪！我再也没有见过比她更瘦的人了。这是和那张照片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她那双深深陷入眼窝中的眼睛，放射着奇异的光彩，一下子就能把对方抓住。她穿一件浅黄色的羊绒衫，白衬衫的领子随意地扣在毛衣内。”
这之后，林洙成了梁家客厅的新客人，“梁家每天下午四点半开始喝茶，林先生自然是茶会的中心，梁先生说话不多，他总是注意地听着，偶尔插一句话。林先生则不管谈论什么都能引人入胜，语言生动活泼。她还常常模仿一些朋友们说话，学得惟妙惟肖。”
病中的林徽因对这位小同乡非常照顾，她决定亲自辅导林洙英语，每周二、五下午上课，并让林洙借住在朋友吴柳生夫人家，林洙也常常被邀请到梁家吃饭。得知林洙在靠变卖首饰生活，林徽因交给她一个存折，告诉她这是营造学社专门用来资助青年学生的专款，这张存折帮助林洙渡过了困境。后来林洙才知道根本没有什么专款，这是梁家的私人存折。
1955年4月，年仅51岁的林徽因在同仁医院病逝，而此时梁思成也因为肺结核住在同仁医院，林洙参加了林徽因的追悼会。
梁思成的浪漫情怀
1959年开始，当时身为清华建筑系资料室管理员的林洙，受吴良镛先生之托为梁思成整理资料。从此，林洙隔天晚上去为梁思成整理一次资料，但每次只是埋头工作，他们之间的交谈并不多。
一天，因为收到一封陌生人给梁思成的求爱信，林洙开起了梁思成的玩笑。梁思成这才说起，自从林徽因去世后，有不少人张罗着为他再找一个老伴，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有“三要”、“三不要”。在林洙的好奇追问下，梁思成幽默地告诉她，“三不要就是老的不要，丑的不要，身体不好的不要。但是反过来年轻的、漂亮的、健康的人就不要我这个‘老、弱、病、残’了。”
在逐渐接触的过程中，林洙感觉两人之间长幼辈的关系淡漠下来，朋友关系逐渐增长了。工作之余，两人会在一起聊聊天，往往是平时不善言谈的林洙话多，在这个亲切又风趣的“大人物”面前，林洙没有感觉到一点压力。
一天，梁思成递给林洙一封长长的信，然后站在旁边紧张地等着她读信。这竟是一封求婚信，是梁思成在前一天夜里两点写的，“……今天竟然在你‘工作’完了之后，求你坐下来，说是读林徽因的诗，其实是失去了头脑的清醒，借着那首诗，已是一时‘忘掉腼腆，转过脸来，把一串疯话，说在你面前’了！我非常抱歉，非常后悔，我不应该那样唐突莽撞，我真怕我已经把你吓跑了。”
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开始恋爱了。但人们对于优秀人物的继任者总会莫名地怀有一种敌意。林洙要接替林徽因的位置，便注定要接受这样的窘境，“最令我难堪的莫过于来自思成弟妹和子女的不谅解。但这一切思成都勇敢地接过来，坦然处之。他用坚定平静的微笑慰藉我，小心地保护着我。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我的心仿佛是一只被猛兽追逐的小鹿，惶惶不可终日。但是只要抛开这些世俗的烦恼，我们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了。”
1962年，在重重的议论和指责声中，林洙和梁思成还是坚定地生活在一起了。这时，他们认识已有15年。
婚后，梁思成也会和林洙深情地谈起林徽因，“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及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比较分析；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古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写书、整理书稿，慰藉独自一个人的岁月
林洙手头正在准备出版四本书，分别是她与梁思成的通信集，她与费慰梅、费正清夫妇的通信集，梁思成的笔记，以及受出版社之托写一本面向中小学生的古建筑简史。
费慰梅、费正清夫妇是林徽因、梁思成夫妇的至交，而在林徽因、梁思成相继离世后，林洙又继续与他们保持了近二十年的交往。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暗示着中美关系有可能破冰。已经和梁思成失去联系多年的费正清夫妇托人捎来一封信，说他们想来看看北京，并拜访一下老友，请梁思成帮忙办理来中国的签证。当时正受工宣队管制的梁思成上交了这封信，等待工宣队的答复，却一直没有下文。后来在周总理的特别关照下，生病已久始终得不到医治的梁思成住进了北京医院，并和华罗庚聊起了这件事。华罗庚一句话提醒了梁思成，“工宣队可能根本不知道费正清是谁，这事你应该亲自找周总理。”梁思成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林洙当晚送到了周总理的警卫手中。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北京医院去世。临终前他特意叮嘱林洙，等中美正式建交了，一定要给费正清夫妇写一封信，请他们来中国参观。几个月后，费正清夫妇来到北京，却再也未能见到这位始终令他们尊敬和惦念的老友。之后林洙和他们开始了漫长的通信往来，费慰梅用英文，林洙用中文，两人看信时各自捧着一本字典。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梁思成的英文遗著《图像中国建筑史》得以在美国出版。
直到现在，林洙都很害怕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每天红卫兵都会数次啪啪啪地大声敲门，所以留下了后遗症。”那段日子留下的痛苦回忆林洙真实地记载在了自己的著作《梁思成、林徽因和我》中。现在谈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她只是淡淡地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生活上、工作上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他们最怕的是受到人格上的侮辱，与外界隔离开来的孤独感。在书中林洙写到梁思成最后的日子，“失去林徽因的悲哀没有压倒他，‘大屋顶’的批判没有压倒他，而今他真正地悲哀了，他永远永远失去了欢乐与笑容。”
生死相隔四十年，林洙说，很多生活中的小事她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但她永远忘不了的是只要梁思成在家时，总会把家人逗得哈哈大笑。他博闻强记，肚子里的故事很多，他常说一个人如果只知道工作，只能算半个人。虽然和梁思成在一起的日子，林洙经历的更多的是坎坷和磨难，但林洙说，能走进梁思成的生活，她觉得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