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奎 蔡 威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中国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在世界格局日趋多极化的今天，中华民族必须也应该拥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自觉。文化是民族的脊梁，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若没有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没有民族文化的繁荣振兴，就难以全面地实现乡村振兴，也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1]《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第四章第二十九条强调：“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2]可见，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是乡村经济、文化、生态、人才、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全方位振兴。贵州作为多民族聚居省份，只有抓好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补短板、强弱项，才能实现全面的乡村振兴。截至目前，国家民委分别于2009年、2017年、2019年公布了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其中贵州有312个(1)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数据， 贵州省在历次公布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分别为：2014年9月第一批62个，2017年3月第二批151个，2020年1月第三批99个，总计312个。。贵州省委统战部、民宗委、文化和旅游厅共公布了四批“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合计1008个(2)据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数据，历次公布贵州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分别为：2016年10月首批272个，2017年12月第二批240个，2018年12月第三批254个，2019年11月第四批242个，总计1008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等部委分别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6年、2019年公布的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名单中，贵州总数达724个(3)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数据，历次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落名单中贵州省的数量分别为：2012年12月第一批90个，2013年8月第二批202个，2014年11月第三批134个，2016年12月第四批119个，2019年6月第五批179个，总计724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已经公布的五批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中，贵州有96人(4)据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统计数据，历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贵州省的数量分别为：2014年第一批12人，2012年第二批25人，2012年第三批9人，2019年第四批11人，2018年第五批39人，总计96人。。截至2018年底，贵州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更是达到了404人(5)据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公布的数据，历次贵州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数量分别为：2012年4月第一批93人，2012年5月第二批105人，2013年1月第三批105人，2018年5月第四批101人，总计404人。。贵州各地还分别遴选认定了州(市)、县(区)不同层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大部分分布或居住在省内的民族地区。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4月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强调：“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文化振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宝贵资源，科学平衡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把民族文化优势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优势，不仅可以为乡村振兴“铸魂”和“塑形”，而且有助于为乡村振兴注入发展动能。赵旭东认为将会经历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乡村振兴的变化走势：“在今天，我们必须在变化的语境之中去看乡村，去看乡村振兴。从乡土中国到乡土重建，再到乡村振兴，这样的三部曲自身便构成了一种变奏交响，从这一历程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从原初状态的乡土中国向着理想中国迈进、自觉追求小康的文化路径上的种种变化、改变和转型。”[3]萧子扬认为，“‘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需要不断‘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及时关注边疆民族地区广大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利益问题”。[4]唯有将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实施落到实处，结合具体的乡村文化特色精准施策，才能实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李玉雄等认为，要实现文化振兴就应做到“激活乡愁”“融合乡缘”“凝聚乡情”“重塑乡风”。[5]
2021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从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为重点转向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从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6]《意见》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村落是乡土文化承载的土壤，贵州作为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近年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从这一意义上看，贵州如何处理好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效衔接，围绕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保护的新办法，探索传承的新途径，创新发展的新举措，整合社会的众能量，为广大民族地区提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的“贵州经验”。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7]表明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后，乡村发展工作的重心转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但在短期内，对于许多民族地区来说，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民族地区难以有效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之间的关系，导致出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这一难以有效衔接的“张力”。首先，许多基层干部错误地认为乡村振兴就是经济振兴，或者认为发展经济是“务实”的行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而保护传承民族文化是“务虚”的工作，很难量化与考核。其次，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政策宣传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还不够，基层干部更多的是知晓这个政策，但是并没有真正地领会其内涵。再次，一些少数民族村寨，不论是普通群众还是村干部，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大多是“等拿靠要”的心理，缺乏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主动担当。毋庸讳言，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地方政府的力量在乡村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很多棘手问题得以妥善处理都必须要有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没有党和政府的支持无法推行，期待像脱贫攻坚一样，由党和政府出面张罗，带领大家去贯彻落实。
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之间有效衔接的“张力”，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对贵州省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民族村寨进行田野调查后发现，对于乡村建设或民族文化保护传承，村支两委班子的看法和普通群众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因为资金的问题，有的是因为传统权威与科层制权威之间的博弈制衡，还有一些是因为基层组织的政治建设不足等问题造成的。下列访谈内容就反映了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
访谈一(龙井村)(6)文中访谈的发起人，均为论文的作者。节录的这些访谈只是田野调查的片段，基于田野调查的惯例，作者在访谈前已经与这些当事人多次沟通交流，形成了互相信任的“熟人”关系。多数访谈内容涉及隐私或敏感话题等，故对人名和地名作了匿名处理。
问：请问你们在基层工作，如何推进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难点在什么地方？
答：我觉得首先要加大文化保护传承(宣传)力度，要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增强他们对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要有这种危机感。要让他们知道如果不保护好民族文化的话，就会对未来的发展造成限制。因为人太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解决好的，所以对村民的文化教育的问题存在很大的难度。(7)某男，50岁，村委会副支书。访谈时间：2020年8月20日下午。
访谈二(肇兴侗寨)
问：请问村委会有没有制定一些关于村子的管理措施政策？
答：村委会只管这个村子里面的事情，如果说管村子里面的风俗习惯，这个村里面没管，也管不了。一般活动呀都是让鼓楼来管，让管班、寨老来组织，村里面管不动我们鼓楼。你管他不听你的，我们是以鼓楼为主的，你(村委会)安排事情也要到鼓楼这里，由管班、寨老来组织，村委会调动不了。(8)某男，53岁，原管班、现寨老、村委会干部。访谈时间：2021年2月19日晚。
访谈三(控拜苗寨)
问：请问村委会有没有关于银饰文化发展和保护的政策或者其他的引导？
答：没有，我们这点的村委会和你关系好的话，外面有人来找村委会要银饰的时候，村委会就带着他们去买，就找和他们(村干部)关系好的(人家)去买。像我在家，我从来没有和村委会打交道，……这方面的政策给别人了，像去年我们村里边说是每户扶持银饰加工两万元。他们都没在家，在外面打工了，也给他们了。就是这个意思，让你在外面搞，我先叫你回家来搞几天，政府过来看你在这里搞好了，看完就把钱分到你家那点去。……像雷山有一个和我搞这种一样的，去年他得到了一万三千(元)的扶持资金，我们搞这个就没有。(9)某男，47岁，银饰加工坊老板。采访时间：2021年1月24日下午。
综合来看，当前贵州民族地区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之间有效衔接的“张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贵州曾经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省内民族地区更是脱贫攻坚主战场要攻克的堡垒。“贵州曾经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8]。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各级党委政府聚焦于脱贫攻坚，许多民族地区因多种原因并未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本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专项发展规划。虽然说国家和省级多已出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指导意见，但大多属于大范围内的普适性纲领性文件，不具有差异化和特色化，所以因地制宜性较低。
第二，针对民族地区的文化保护传承问题，调研中发现个别村支两委缺乏“担当意识”，更多是为了完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域的上级下达任务而工作。民众对地方政府还存在依赖思想，指望着政府出钱出政策。对于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方面，存在村干部做事不公正、不作为现象，对民族文化资源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村支两委在群众心目中的公信力受损，引发承载着民族文化的人物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弱，甚至出现只关心“经济社会”，不重视“民族文化”的现象。
第三，由于农耕文明的式微，民族地区的如寨老、族长、活路头等群体的传统地位逐渐失去原有的神圣。在民族地区村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除婚丧嫁娶活动还承续传统文化外，其他民族文化活动或仪式逐渐变得可有可无。此外，在发展民族文化旅游过程中，“舶来”文化侵蚀着本土文化。互联网时代信息交流的便捷，导致村民的民族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越来越低，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后继乏人。
第四，“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民族村寨传统生计模式日趋式微，由于许多地区缺少主导产业支撑，外出务工、经商(银饰生意等)等活动也成为民族村寨中的大量青壮劳动力满足生计的重要选择，从而导致许多民族地区的传统农业出现废弛现象，农耕成为副业。除了春节等传统节日，多数村寨十室九空，仅留老弱病残在家，成为无人、无文化的“空心村”。民族村寨也出现大面积抛荒土地现象，或者广种薄收，疏于管理，造成耕地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导致庄稼歉收或不收。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村民，乡村振兴战略能否顺利实施，最关键的因素是人。当前，乡村外出务工人员过多，大量青壮年流向城市，导致劳动力严重缺失。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强调：“以乡村产业振兴为重点，推动乡村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强力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8]乡村的“空心化”，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釜底抽薪。只有充分引导激发广大村民回乡的意愿，调动广大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乡村振兴才会有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如何根据各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出台政策，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回到本地就业或自主创业，重建乡村，振兴乡村，是当前重中之重的工作。
访谈四(裸嘎院子)
问：请问裸嘎的撮泰吉有专门的表演队吗？
答：以前的时候他们自己有专门的表演队在家里面的，那时候乡政府每个月给他们一个人500块钱，但是500块钱还不够家里面吃饭开销，更何况还有娃娃读书这些，后来他们就没搞下去了。因为他们天天在家里边，除了种地也没其他做的，而且有时候有人下来要看，然后他们要来表演，要在家里等着随时都会被叫，给的钱又少。现在有人要来看他们演的时候，特别像农忙时间，必须给他们点经费才来演。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感觉还有点好玩，但是慢慢的大家都不愿意来了。(10)某男，39岁，村委会会计。访谈时间：2020年4月28日上午。
访谈五(裸嘎院子)
问：现在很多人出去打工、读书去了，还有没有人向你学撮泰吉?如何传承下去呢?
(某男H)答：都有人学的，有一些出去打工，但是还有一些和我学的。我们家族(学习)的都是两三帮。
(某男B)答：我们(正月)初三的时候就要搞，这个是我们文氏家族自己搞的。
问：那有政府的资金支持吗?
(某男B)答：没有，这是我们自发搞的，自己凑钱来搞。
问：除了(正月)初三这个活动之外，还有其他活动吗?
(某男B)答：看什么时候人家需要，然后我们就表演。
问：撮泰吉是不是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才能表演?
(某男H)答：过去的时候是从正月初三演到十五，现在只要需要演，把人聚齐了就能演了。经常有人来采访的，有时候一天有两三帮采访的人来。我表演是不要钱的，但是其他人叫他们来表演要给他们点钱(作为劳务费)。(11)某男H，77岁，撮泰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某男B，38岁，撮泰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采访时间：2020年5月8日下午。
访谈六(肇兴侗寨)
问：本地人在侗寨里面做生意的多不多?
答：开客栈的非常少，也没有多少做生意的。像现在街上开饭店的呀，开酒店的呀，差不多都是外地人，我们本地的没有几个。比如我的房间(过去)都没有在网上卖，才刚开通美团，但都没怎么用，我一般都是回头客。(有的)客人比较喜欢住安静的地方，我这里比较安静，一般都是客人回去后介绍来的朋友这些。我这里9个房间，不用在网上卖，现在是淡季，像旺季的时候每天都有客人。(12)某男，32岁，民宿老板兼客运车司机。采访时间：2021年2月10日晚。
民族地区多数是贫困地区，村民在面对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选择出现“纠结”时，多数人会把经济发展、脱贫致富作为优先选项，究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现代化日益加剧的今天，传统农耕文明无法抵抗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侵蚀，民族村寨受到外界的严重影响，导致农业废弛，农耕文化逐渐褪色，原有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等都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务经济、商业经济造成村民将土地大规模抛荒，外出谋生。面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困境，除了国家、省及地州市区县微薄的资金支持以外，村委会一般没有资金投入，村民更是束手无策。
第二，民族村寨原有社会管理体系逐渐弱化，村支两委未发挥自身主体性优势。多元精英尤其是经济、文化、社会精英能够成为民族村寨的参与者或各民族群众意愿的表达者，更多依赖于精英自身的能力、个人影响力及民族情感等。但是，也要看到地方精英在村寨建设中的不足，“社会精英虽然与文化精英多次沟通，但并没有把作为文化精英的寨老们所表达的意愿最终纳入该事务的治理目标，这呈现出一种分歧性民族事务治理的实践逻辑。寨老们针对民俗文化开发所坚持的意见比较保守，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不能满足当地具有现代性的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9]
第三，民族村寨广大村民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未充分体现与发挥，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部分政策制定，未能兼顾到各地、各民族实际情况，不能贯彻落实。民族村寨公共设施建设缺失，村寨建设模式逐渐趋同，房屋建设攀比严重，影响村落经济文化发展，逐渐失去自身民族特色。在引导规范民族村寨建房、美化乡村住宅环境、改善村容村貌、加强村落生态文明建设、为村落建设、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建设良好环境等方面未充分发挥主人翁作用。
总而言之，要实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传承，必须从源头上补齐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硬件缺乏等短板，打造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完善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等思想文化阵地。要充分调动当地技艺传承者将民族文化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去，将本民族文化展现出来，让民众更多地了解本民族文化，进而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而不是单纯地学习外来“先进”文化。要实现乡村振兴，实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需要制度支持、资金支持，需要民众意识的觉醒和支持。找准“张力”形成的因素，抓住重点，把握关键，做好保障，夯实基础，稳固根本，才能解决好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张力”，协同保护、协同传承、协同巩固、协同拓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通过实证研究，笔者认为解决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传承问题，虽然落脚点在文化保护与传承，但是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是一套“组合拳”，必须将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目标理念渗透贯彻到乡村振兴的每一层面与环节。笔者通过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总结出两者有效衔接的五大措施供参考。
(一)重点：抓牢产业兴旺，探索民族村寨振兴路径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10]4产业兴旺关系乡村振兴全局，要牢牢抓住产业兴旺这个乡村振兴的“牛鼻子”。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虽然存在一定的“张力”，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是绝对的矛盾对立体。在一定的条件下，经济的发展甚至可以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铺设道路。旅游经济的良性发展，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对于贵州省乃至全国乡村振兴的大局都至关重要。笔者曾经在《全域旅游视域下构建民族村寨旅游淘宝的研究》一文中指出，“(贵州)任由大量民族村寨的旅游资源闲置，继续承袭过去扶持几个典型民族村寨发展旅游的做法，将无法深入发展贵州民族村寨全域旅游”。[11]诸多事实表明，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保障。如肇兴侗寨的文化旅游发展，对于周边的堂安侗寨、小黄侗寨、占里侗寨等村寨都有很好的带动促进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很多村寨的民族文化被逐渐发现与激活，重新进入游客的视野，这也是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有效途径之一。“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12]通过文化旅游发展，促进文化的保护传承和社会经济建设达到双赢。身处消费社会，少数民族群众要发挥主体作用，探寻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利用好民族文化，探索产业发展兴旺之路。
村寨的发展终究还是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不然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当民族文化成为一种消费品的时候，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就会变成村民主动的、自觉的行为。例如，雷山县控拜苗寨根本不需要外部过多的干预推动，银饰锻制技艺让大部分村民能够养家糊口，甚至发家致富，因此村民已经自觉地养成了保护与传承的习惯。控拜苗寨龙太阳通过微信朋友圈营销苗族银饰的模式，以及黎平县盖宝村“侗族七仙女”产业发展经验，都是当地人摸索的独特发展道路。
(二)关键：多重力量参与，共建生态宜居民族村寨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10]4乡村振兴的主体是世世代代生活在村寨的村民，他们才是真正懂乡村的人，才是建设生态宜居民族村寨的主力军。民族村寨必须整合科层制权威、自然权威、传统权威、能人权威(13)关于能人权威的相关论述，可参看张中奎《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村寨治理权威嬗变与能人权威的兴起——以贵州省为考察中心》，载《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利用乡村生态文明的优势，建设生态宜居民族村寨，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创造良好的环境。
乡村振兴，国家行政力量的主导，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是要抓好乡村振兴，搞好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必须发挥村民的主人翁精神。乡村振兴的力量不能局限于行政力量，应是多重力量的参与。城乡之间的发展密切相关，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动，这是造成乡村振兴主体力量不足的原因。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城乡发展的密切关系，不论是地缘上的城乡关系，还是在全国整体格局上的城乡关系，都是血脉相连的。“乡村振兴需要全面激活乡村要素价值，既要让乡村相对丰裕的要素进入城市市场，获得合理报酬，也要让城市要素顺畅进入乡村空间，与乡村要素相互结合，增强乡村发展能力。”[13]特别是民族地区，当下乡村人口的务工收入，为广大家庭的支出、乡村的建设等方面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大棋盘，离不开城市的配合与支持，让城市要素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中去，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村寨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管理机制和权利机制，是宜居乡村建设的智慧所在，是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体系所在。以黎平肇兴侗寨为例，充分利用好鼓楼制度与基层行政组织，对于村落的社会治理事半功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笔者认为，“民族村寨需要自然权威、传统权威、科层式权威、能人权威的协同治理，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振兴、经济振兴。”[14]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讲求兼容并包，不同地域的民族、不同村寨的村民都有自己的一套社会自我管理运行的智慧，唯有多重力量的参与，协同整合才能将民族村寨的文化保护好、传承好。
(三)保障：培养本土民族文化人才，重振乡风文明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10]5乡土文化人才的培养，能够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传统优秀的民族文化，让民族村寨在新时代焕发出乡风文明新气象。由于各级政府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去发掘、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有相应的经济补贴或物质奖励，在政策的影响和功利主义的驱使下，村民更多的是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今后需要在少数民族乡村挖掘民族文化，要有计划地培养民族文化人才，反过来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自身的文化发展、经济发展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进而探寻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专门的机构、专业的人才，才能做好专业的事情，而培养少数民族村寨乡土文化人才，就是需要专人专事专项发展。例如，荔波水利大寨水歌传承人吴国利，在民族文化公司的资助下，将水歌进行系统整理翻译。水利大寨的外出务工群众还通过村寨微信群，实现水歌对唱，开创文化传承新模式。威宁曙光村裸嘎院子撮泰吉文化，通过文氏家族内部子承父业的传承模式，带动裸嘎院子村民建立自己的展演团队，到各地进行撮泰吉商业文化展演，靠创收养活自己。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需要有担当的本土精英来引导，带领群众一起干。雷山县控拜苗寨银匠龙太阳，在做好自己银饰生意的基础上，将自己定位为一名民族文化的传承人，通过建立苗族银饰文化体验馆让游客亲身体验银饰锻制工艺。民族文化是民族的，当村寨自身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消失时，还可以从外地把本民族文化请回来，激活自身的文化记忆。花溪龙井布依寨村委会免费提供场地，邀请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籍布依族民间艺人卢某长期驻守村寨，由卢某传授布依语、布依剪纸技艺等，采取“借鸡生蛋”的民族文化保护传承方式。
当然，某些乡土文化传承人逐渐将拥有的传承人身份作为谋取私利的文化资本，到处去赚外快，由他们担任负责人的各类乡村经济合作组织如农业合作社等逐渐成为空壳。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纠纷是行政力量无法解决的。因此，需要培养更多的本土人才，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街、纠纷不上交、矛盾不激化”，重振乡风文明。同时，树立典型文化人才，通过他们引导民众学习、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激发民众的文化保护意识，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精神、道德等，让民族村寨焕发乡风文明的新时代气象。
(四)基础：基层组织带头，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10]5需要加强民族村寨村委会建设，提高基层组织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夯实乡村振兴过程中基层组织的带头作用。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民族地区地方自治组织原有的社会治理力量逐渐弱化甚至消失，民族村寨自古以来都有自己的一套自我管理智慧和管理制度，民族村寨的自我管理能力逐步下降。随着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衰落，虽然过去鼓藏头、寨老、族长、鼓楼管班等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在现代村寨管理体系中逐渐解体，但是村支两委的公信力却没有如预期那样上升，反映出村支两委的政治建设亟待解决，尽量能整合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力量。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担起时代重任，“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提高威信、提升影响”。[10]68同时，也要“加强农村新型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引导其始终坚持为农民服务的正确方向”。[10]68
在一些民族村寨，处理一些非行政事务和民族内部问题时，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作用、地位和效率不可厚非。黎平县肇兴侗寨的鼓楼制度就是其内部的管理体系和智慧体现，在村寨的旅游开发中仍然起着内部协调、外部沟通的重要作用。鼓楼的作用不但没有消失和减弱，而且在肇兴侗寨的日常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有的新政策实施，还必须有鼓楼的支持才能顺利推行，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只要坚持党在农村的坚强领导，可以允许民族村寨内部组织协助参与治理。因此，民族村寨的治理需要整合村寨的多元权威，强化民族村寨基层组织的管理效能，健全管理体系，确保社会秩序有序运行，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营造良好的环境。
(五)根本：挽救农业颓势，夯实民族村寨经济主体
“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10]4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农耕文化更具有独特性，只有花大力气保护、传承与发展，才能真正做到“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深入挖掘农耕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10]63只有大力发展以农业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让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富裕，才能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提供不竭的动力，化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务工经济与农耕经济相比收入更多，且投入成本较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村民向往外部世界的繁荣，故多数村民选择外出务工。乡村仅存“386199”部队，导致农业发展废弛，土地抛荒现象严重，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夫妻感情破裂、青少年成长过程缺乏父爱、留守老人孤独寂寞等。
要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不仅要复兴农业，更要为乡村发展引入新模式，培育经济主体多元发展。只有解决了民族村寨经济发展的问题，外出务工群众才会不断回流，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赵旭东认为，“对广大农民而言，乡村是一处坚实而可依赖的生活基地，而非纯粹的生产基地。所谓的生活基地，要有家、有业、有子孙，同时还要有基于土地的自然循环的经济存在”。[3]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由政府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鼓励当地农村传承传统农业智慧的同时，与时俱进，加大科技、资金等方面的投入，充分发挥乡村的资源优势，提升农业生产的附加值，走科技兴农的道路，促进农业文明的全面振兴，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提供内生动力。另一方面要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探索走产业化、规模化、合作社化的道路。借助国家政策资金力量，引入新的发展理念或产业体系，完善当地的经济发展体系，引导当地民众建立和参与合作社进行管理和运行，将村落生产力量聚在一起，打造自身品牌，实现乡村经济振兴。
保护传承民族文化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可以同步进行的，各民族村寨可以结合自身民族文化特色，探寻适合自身特色的发展路径。解决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与传承问题，虽然落脚点在文化保护与传承，但是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是一套“组合拳”，必须将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目标理念渗透贯彻到乡村振兴的每一层面与环节。只有保护好、传承好民族文化才能更好地实现民族村寨真正的振兴。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对于拥有众多少数民族村寨的民族地区来说，需要挖掘自身民族的特色文化，保护传承民族文化，利用特色文化寻求发展，才能实现民族村寨真正的振兴。只有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好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的措施方略，进行精确分析、精准施策、精准解决，协同保护、协同传承、协同巩固、协同拓展，才能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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