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黎明，吾木尔古力·提列吾，杨佳睿
(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农业、农村、农民是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支撑。乡村振兴既是从脱贫攻坚走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更是驱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40年前，我们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4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中，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相衔接是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开启“三农”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毋庸赘述。乡村振兴可以借鉴脱贫攻坚的有效经验，脱贫攻坚亦能够利用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2]。然而，实际过程中会出现现实性的交叉难题[3]。纵向上，客观存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内容和路径上的差异，因而会产生两者在治理体系、帮扶举措、发展机制等方面的不同；
横向上，客观存在地理位置、资源环境、文化习俗、经济发展水平等区域性差异，因而会产生主体差异对乡村振兴效用感知的不同[4]。因此，既要从全局角度统筹谋划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整体衔接，更要看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等具有区域性典型特征的地方，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
这不仅是因为在全国832个脱贫县中，西北地区196个，少数民族地区383个（其中西北少数民族地区154个），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典型代表，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局中具有示范带动作用；
还因为西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能源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其乡村振兴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更是因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丰富多样的文化底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乡村振兴为少数民族村落共同体的存续提供了价值合法性[5]，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那么，乡村振兴“难”在何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由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 “路”在何方？
早在人类社会开启现代化进程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就敏锐地指出：“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
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6]自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始，“分散、隔绝”的农村家庭农业生产方式，因不适应工业革命开启的社会化大生产，大量地人口、资源、资金自发地向城市集中。而工业体系的健全完善和城市的发展扩张，又不断地将农民变为雇佣工人，蚕食农村的土地等资源能源。由此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落后于工业、城市和城市居民。相比之下，农业效益低下，农村发展缓慢，农民生活困顿。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前20年国家以工农产品‘剪刀差’汲取农业经济剩余大约为6000亿—8000亿元，对农业资源的过度抽取，使农业自身发展乏力。”[7]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依靠农村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城镇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相比，“农业农村发展步伐还跟不上”，“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8]
由此可见，乡村振兴之“难”，难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力量整体向城市迁移，并且目前总体趋势并未改变。有研究指出：2020年后中国反贫困的主战场依然是农村[9]，农村贫困将会进入以转型性的次生贫困和相对贫困为特点的新阶段[10]。乡村振兴归根到底是农业、农村、农民走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11]这必然需要社会力量改变走向：人口、资源、资金由向城市聚集转向城乡均衡分布，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而其“基础和前提还是要把脱贫攻坚战打赢打好”[12]，彻底改变农民的生存境遇和农村的发展面貌。就“三农”现代化的总体进程而言，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意。2018年1月和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13]，“脱贫攻坚期内，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主要任务是脱贫攻坚。”[14]
那么，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如何使之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从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为重点转向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从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5]从内容上看，脱贫攻坚重在改善农民生产生活境况，奠定振兴乡村的基础，进而开启“三农”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从路径上看，由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意味着“三农”现代化的动力转换：变外部推动力为内生驱动力，吸引社会力量朝向城乡均衡运动。由此带来外部帮扶工作机制的转换、“三农”发展内生动力的培育等新要求。
有研究从农村电商、数字化家计、数字普惠金融等角度探究振兴乡村的多元路径，指出电子商务可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潜在收益[16]，“数字化家计”能够优化家庭和村庄结构[17]，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而且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溢出强度在区域上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但西北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乡村产业溢出红利更为敏感[18]。有学者分析乡村振兴的空间差异和区域协调、地方特征和民族特色，指出乡村振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 “高—高”和“低—低”集聚趋势，“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19]，提出以县域空间为基本载体、以县际协作为关键纽带，构建“央—地”纵向协同治理下的东西部横向“政府—市场—社会”协作治理机制，拓展和扩散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治理的综合效应[20]。还有研究针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指出乡村振兴是少数民族村落共同体的重建[21]，而大多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面临着产业融合匮乏、衔接机制模糊、参与主体内生动力不足等困境[22]，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存在产业规模单一的“广度”困境、科技赋能缺失的“热度”困境、新型人才不足的“硬度”困境、文化价值偏离的“温度”困境以及文化品牌孱弱的“黏度”困境[23]。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成果，本文聚焦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在其现有基础条件和经济状况的基础上，从劳动力资源、产业结构、经济产出三个方面，纵向上对比该地区农村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和振兴乡村的制约因素，横向上对比其与东南沿海地区推动乡村振兴的差异和距离，以期探索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瓶颈及破解路径。相关数据来源于上海财经大学2021年“千村调查”项目，本文选取其中西北五省区29个少数民族地区的56份入户调查数据，并筛选东南沿海地区（江浙沪）的相关数据，与之相比较。
就基础条件而言，根据抽样村庄所处的地势，分平原、丘陵、山区三个变量，衡量其自然环境。其中66%处于平原地带，27%处于山区。在社会环境方面，因郊区远离经济社会发展中心，故将在郊区的村庄赋值为0，在城区的赋值为1；
因乡镇街道政府所在地发展更为有利，故将村庄为乡镇街道政府所在地的赋值为0，非乡镇街道政府所在地的赋值为1，二者生成衡量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量。抽样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处于中等水平，少数村庄二者兼有或二者兼无（见表 1）。
表1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统计表
就经济状况而言，剔除异常值后39份样本，村庄年内总收入平均665.009万元，其中集体经营性收入平均219.399万元。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为14861.846元，低于2021年全国农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31元。其中，最主要的收入为农业生产经营收入（7053.077元）；
其次为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见表2），二者同样低于202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7958元）和可支配经营性净收入（6566元）。
表2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收入情况统计表
3.1 劳动力资源及教育发展水平
西北五省地广人稀，总面积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31.7%；
而人口约1亿，仅占全国总人数的7.3%。劳动力资源是制约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而言更是如此。
调查发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大学生村官与驻村干部都相对较少，甚至很多村庄没有大学生村官（见表3）。反映出其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难以引进人才，更难留住人才。与之相应，农民返乡和返乡创业的热情同样不高。外出务工平均返乡比例仅为12.7%，且返乡的原因亦非主观意愿。根据帕累托曲线，因为“方便老人照料”、“新冠肺炎疫情”、“方便子女教育”等客观原因而返乡的农民占比远大于 “工作机会增加”和“务农收入提高”（见表4）。即便为数不多的返乡人员也缺乏较高的创业积极性，主要原因是“农村没有创业环境”、“城市创业机会更多”、“返乡后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而非“没有专业技术”或“政府政策支持不到位”（见表5）。
表3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驻村干部与大学生村官人数情况统计表
表4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原因统计表
表5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外出务工农民不愿返乡创业原因统计表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当前，农业生产已经进入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交汇期。“2021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60%”，“科技兴农、科技助农成为现代农业主旋律。”[24]技术革新需要掌握和应用技术的人才。调查发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者总体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平均高中以下学历占比74%。受过高等教育的仅有10%，远低于西北地区总体水平（18%）[25]，也低于东南沿海农村地区（17%）。数据显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与东南农村地区小学未毕业的平均数都明显高于中位数，数据右偏。这反映出不同地区内部教育发展不平衡，而与东南沿海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相比，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者学历占比平均值和中位数的差值普遍较大，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明显（见表6）。更需注意的是，调查取样的66户农村家庭，45%认为脱贫攻坚中最有效的措施是产业扶贫，20%认为是贫困补助，只有2%认为教育扶贫是最有效的措施（见图一）。
表6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受教育程度统计表
图1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脱贫措施情况
3.2 现代农业发展状况与产业结构
现代化进程中，机器大工业“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26]“三农”现代化必然是农业生产工具、农户经营方式、农村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然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全过程平均机械化率为65.49%（见表7），低于全国农作物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机械化率75%[27]。相比东南沿海农村地区，该地区农村仍以传统农业为主，非农产业（农产品加工与文旅行业）相对发展缓慢（见表 8）。
表7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全过程机械化率统计表
表8 西北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与东南沿海农村地区产业状况对比统计表
其一，农业生产经营落后。农业生产以种植业（86%）和畜牧业（24%）为主，且67%的农户仍倾向于选择传统的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相较而言，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户更愿意尝试新型农业经营的形式（见表9）。农作物主要是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其中，42.4%的粮食作物和50%的经济作物卖给收购商（见表10）。
表9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经营形式选择倾向统计表
表10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作物用途情况统计表
其二，非农产业结构单一且发展滞后。抽样村庄非农产业以农产品加工产业（38%）和餐饮旅游产业（31%）为主，还有7%的农户从事物流运输产业，电子商务产业也开始逐渐发展，但仍有13%的农村没有非农产业。与之相比，东南沿海农村地区非农产业发展更为多样化，除了农产品加工、餐饮旅游外，纺织业、制造业、百货经营等行业也逐渐成为主要产业，但无非农产业的农村也相对较多（21%），电子商务在东南沿海农村地区的发展也相对落后（见表11）。
表11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与东南沿海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状况对比表
制约非农产业发展的因素是什么？具体分析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非农产业发展状况发现：农产品加工行业48%为粮食加工，30%为果蔬加工，存在技术落后、资金短缺、人才短缺、品牌意识弱等问题。25%以物流运输产业为主要产业的农户收入较为可观，但也存在农产品包装管理标准化程度低、信息化水平不足等制约因素。餐饮旅游行业以餐饮与农家乐为主，民宿的普及率达到50%，但整体资源潜力挖掘不充分，主要原因是基础设施不完善、资源潜力挖掘不充分、专业人才欠缺。相较而言，电子商务行业尽管属于起步阶段，但89%的农村居民对其前景持积极态度。55份样本中60%以上的人希望政府能够为电子商务提供改善市场散乱情况、扶持农业类企业、招商引资、组织科技下乡或技术培训学习、大力扶持农产品销售。（见表12）
表12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餐饮旅游行业发展受阻原因统计表
受制于农业产业产出效益低，而非农产业结构欠合理，仅仅依靠农村现有力量，实现乡村振兴绝非易事。调查中，51%的村民认为未来实现乡村振兴仍有一定难度，31%的村民对乡村振兴保持中立的态度，只有18%的村民认为实现乡村振兴容易（见图二）。
图2 西北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村民对乡村振兴工作的预期
3.3 气候条件与资源开发利用
西北地区有奇特复杂的地形地貌和独特天然的自然景观。诸如，高原和盆地、沙漠和河流、森林和戈壁、岩溶和峡谷、雪山和温泉、火山和石林等。同时，受高原、山地等地形阻挡，使得干旱缺水成为西北地区最为显著的气候特征。其水资源量仅占全国总量的5.84%，地表水量仅占全国总径流量的8%左右。由此带来的劳动力迁移、造成的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也是制约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振兴乡村的客观因素。
同时，西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储量较大，种类齐全。矿产资源的潜在经济价值价值达33.7万亿元，可谓是富饶之地。其中，煤炭保有储量占全国总量的30%左右，石油储量占全国陆上总储油量的近23%，天然气储量占全国陆上总储气量的58.5%。[28]但个体农户缺乏开发利用这类资源能源的社会化力量。调查取样的55户农村家庭，60%认为大面积的农田才是农村和农民的资源优势。
剔除异常数据后的36份样本中，土地总面积平均8554.016亩，其中耕地平均6356.636亩，集体建设用地平均1001.838亩 （宅基地665.169亩），其它用地平均1195.542亩。现有耕地中，农户自己经营的耕地为3631.025亩，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经营的有2560.084亩，抛荒54.194亩，休耕111.333亩，耕地利用率约为98%，总体较高（见表 13）。
表13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利用结构表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资源，而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尽管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总体耕地利用率98%，但耕作效率低于全国、中东部和沿海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程度也因地势、技术等因素受阻。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受到年降水量分布不均匀、植被覆盖率低等自然环境制约，以及过度放牧、开垦和樵采等人为因素影响，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较低。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仍有4亿多人口”[29]，没有“三农”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置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局，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三农”现代化建设置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置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宏观来看，乡村振兴是由城乡分离走向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人口、资源、资金等社会力量由向城市聚集转向城乡均衡分布。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综合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资源状况与教育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特有气候条件下土地等资源效益产出，并与东南沿海地区作横向对比，我们得到结论：
其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缺乏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因而缺乏驱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是具体有一定生产技能的劳动者。随着农业机械化、信息化发展进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符合现代农业生产、能够结合其他生产要素有效创造价值的劳动者。不难发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民返乡和创业热情不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总体较低，且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振兴乡村必先振兴教育、振兴人才，而人才振兴既要培养人才、引进人才，更要用好人才、留住人才。
其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产业结构单一且基础薄弱，变革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是其振兴乡村的必由之路。相较东南沿海地区农村，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和新兴产业（电子商务）整体落后，生产经营方式仍倾向于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形式，经济来源单一且不稳定。而且，受制于技术落后、资金短缺、人才短缺、品牌意识薄弱等因素，其农产品加工行业及非农产业的发展不足。以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库勒拜镇巴勒塔村为例，得益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巴勒塔村主要从事玉米、小麦、黄豆、向日葵等种植业，农产品营养丰富、健康优质，然而全村只有一家初具规模的豆制品厂。
其三，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土地经济效益不高且抗风险能力不足，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的经济产出不高。产业资源能源受制于个体农户生产能力不足，难以给农户带来直接经济效益。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则受制于基础实施、自然环境，没能形成农户多元化经营生产的增收格局。而且，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资本市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农民资金获得渠道单一，且受制于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只能获得有限的信贷支持，农业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就更无从谈起。[30]
基于上述数据和结论，借鉴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依旧需要外部力量的注入，重点在于自身力量的聚集，进而吸引社会力量的流入，推动形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城乡均衡运动。
首先，依托国有企业强力改变产业布局。借鉴企业定点扶贫、万企帮万村等产业扶贫方式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具有重要意义，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振兴乡村应置身全国统一大市场之中，由国有企业组织起开发利用西北地区资源能源的社会化大生产。在此基础上，发展与之配套的下游产业，改变本地区农村的产业格局。为此，还要借鉴推广金融服务脱贫攻坚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将现代金融服务下沉到乡村，为与国有企业配套的下游产业提供资金支持，进而培育更多的非农产业经营主体。同时，鉴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相对更加薄弱，单纯的资金、技术支持，能解一时之困，并非长久之计。有必要继续保持脱贫攻坚的经验做法，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持续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派驻大学生村官、驻村第一书记；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优化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和强农惠农政策，继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务建设，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振兴乡村注入活力。
其次，壮大集体经济蕴育聚集内生动力。与东南沿海地区农村相比，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相对较弱。迈向乡村振兴的“三农”现代化进程中，村集体应当充当起农村农业生产经营的经济主体作用，对外寻求资金和技术，对内组织振兴乡村的资源与人员。由此形成国有企业注资、村集体经营、村民参与生产的新型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就人少地多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而言，个体农户现有的力量，难以组织开展机械化、信息化农业生产。这就需要国有企业为之注入资金和技术，建立新型国有农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其经营主体则应是能够组织起农村资源、人员的村集体。为此，村集体职能向经济主体转变：以入股的形式将分散在农户手中的土地等资源集中起来，然后再以雇佣的形式组织农户参与生产经营。由此带来农民两方面的收入增加：一是入股分红收入，二是生产劳动收入。而村集体要完成农村资源的整合、人员的汇聚又必须进一步优化其政治功能。为此，应借鉴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以村集体为主体，在外部力量的帮扶下，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和教育事业发展。就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而言，村集体要借助政府政策支持在整体搬起、村庄规划、道路交通、信息网络、村容村貌改善等公共事务上下功夫，创造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的基础环境。同时还要借助社会力量，进一步做好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民生工作，吸引更多人返乡并把人才留住。教育不仅限于学校教育，还包括农村技术培训、思想观念转变等等。正如恩格斯所说：“通过消除分工，进行产业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融合”[31]。
最后，发展特色产业吸引分散力量流入。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村落共同体重塑，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振兴乡村特有资源。与国有资本强力注入、村集体力量积聚同步，要发挥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优势，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发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从文化、生态、旅游和景观等方面，发展非农特色经济，让更多的人关注、走进西北少数民族农村；
通过推动农副产品加工业、林果、烤饼、葡萄酒、电子商务等产业稳步发展，让西北少数民族农副产品流向全国市场，由此完成分散的社会力量向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汇聚，拓宽农民就业、创业、增收渠道。
总之，走向“三农”现代化必须驱动社会力量转向城乡均衡运动。最基础的驱动力是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应以村集体为经济主体，完成外力对接和内力积聚，变革生产经营方式。而最强大的驱动力是国有资本的带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应有国有资本的强力注入，吸引资本向西流动。其经济产出通过转移支付、税收返还等形式，重点用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农民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旅产业，实现农业与非农业的融合发展，完成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村落共同体的重塑，走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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