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香
（川北医学院医学影像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0）
金元时期，战乱频仍，疾病流行，百姓深受病痛之苦。面对新病和旧习的矛盾，以及统治者本身健康的需求，当时朝政上下对医学界采取兼收并蓄和宽容以待的政策，这为医者的培养和成长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更为我国医学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享为代表的金元四大家先后崛起，他们探讨病机，寻求济世救人的新办法，在医学领域虽各立其说，各有创见，但所推崇的医德思想却有不少相同之处。金元四大家的医德思想不仅被当时的人们所推崇和赞扬，在当代社会也具有积极的时代价值。
（一）政治背景
少数民族掌握政权的金元时期，虽然打破了汉统天下、较为僵化的政治局面，但与北宋时期相比，对医学缺乏有效监管和正确引导。再加上当时因战乱、劳役、饥馑等因素导致了疫病流行，大批富有创新精神的医者开始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潜心研究各类疾病。此外，金元两朝政权中对汉族存在严重的民族歧视，金女真族统治者在任用官员时严格控制汉族官员的数量和权力，元朝统治者更是实行极不公平的民族分化政策，客观上导致大批儒士仕途不畅或受阻。部分汉族儒士果断放弃仕途，转入医门，朝政甚至出现“至人不居朝廷，必隐于医”[1]的现象。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大批具有深厚儒学修养，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儒士转入医门，他们潜心疾病研究，将自身临床实践与前人经典医学相结合，不仅创建了新的医学学派，更有利于医学理论的升华和提高。
（二）经济背景
金元时期，灾祸连年，疫病流行，加之民族与阶级矛盾尖锐，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金统治者政治上镇压异族反抗，经济上推行落后的奴隶制，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致使经济破产。元忽必烈执政之后，表面上局势稳定，经济发展却不容乐观。一方面由于统治者权力之争，百业凋敝，社会经济萧条；
另一方面因为当时传染病疫情严重，百姓多患疾病，生活艰苦。为拯救患病的百姓，并满足统治者本身健康的需求，金元时期的医学界采取兼收并蓄和宽容以待的政策，许多具有革新意识的医家先后崛起。他们钻研医术，寻求济世救人的新办法。他们医德高尚，深受百姓爱戴。
（三）文化背景
由于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的交融与冲击，金元时期的文化显现出多样性与包容性并存的特征，对医学学派的兴起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一方面，“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2]，儒家学术争鸣的文化氛围极大程度上影响着金元医学学派的兴起。金元四大家中的张元素、刘完素和朱震亨都是先儒而后医，是著名的儒医。另一方面，当时横跨亚欧的疆土，有利于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中西方文化交流，扩大了医学界的学术视野。西方和中亚地区的医学和药物的传入，也加大了西方医学对中国医学文化的影响。此外，由于当时战火不断，民不聊生，大批医者没有安定的居所，只能选择四处游医，变相地促进了国内各地的医术交流和医学文化的融合。
（一）刘完素——济世愈病，淡泊名利
刘完素，字守真，别号守真子，金代河间人，人称“河间先生”或“刘河间”。刘完素热爱医业，学识渊博，济世救人，淡泊名利，开金元各医家之先河，是金元四大家的第一医家，深受人们的爱戴和敬重。
刘完素追求济世愈病效果论的医德观点，推崇“医道以济世为良，而愈病为善”[3]。他认为医者的医疗效果应作为评价其医德的标准，一个医者的医德是否高尚，应该看他能否救济世人，治愈病痛，而不是依靠个人的吹嘘或旁人的颂扬。据记载，刘完素专心医治每一位病人，在其行医三十年间所治疗的伤寒病人，二到五日或五到七日好转痊愈的，大约有四五千人。可见，刘完素非常注重病人的治疗效果，并将济世愈病作为自身医德医风的体现。
刘完素潜心医学，刻苦钻研，深受民众的爱戴。他不仅为了诊治病人而四处行医，自家门前还时常因求诊者众多出现车水马龙的现象。刘完素不仅具有济世救人的善心，还拥有淡泊名利的胸襟，他虽然医术高明，却拒绝朝廷的重用。据记载，金章宗有一个女儿患了重病，宫中的御医均对其治疗无效。在河间知府吴锐的推荐下，刘完素仅用三副中药便将章宗的女儿治愈。因此，章宗皇帝三次招聘刘完素入朝为太医。刘完素不为功名利禄所动，怀揣医者初心，行医民间，被赐“高尚先生”的美誉。
（二）张从正——不媚权势，敢于创新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人。他19岁开始学医，20岁左右为人治病，60岁以后撰写《儒门事亲》等巨著，为后世留下珍贵医学遗产，是金元四大家之一。
张从正为人正直，一心为了病人却从不讨好病人，他顺应潮流但不随大流。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为了讨好具有权势地位的达官贵人和巨贾富商，一些医者不分疾病虚实，选择投病人所好，一贯使用补养的方法，对病人本身的病情却往往适得其反。张从正不屑此等趋炎附势的做法，嘲讽部分医生和病人是非不分，并呼吁医生们努力钻研医学，认为具有远大志向和高尚品德的医者，应该为不加强学习而感到羞耻。
在当时，医生用传统的方法治不好病人是没有责任的，但用新方法治不好病人却要承担极大风险。但是，张从正却敢于创新。他推崇“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4]，且说：“凡余所治之病，皆众坏之证，将危且死而治之。死则当怨于戴人。又戴人所论按经切理，众误皆露，以是嫉之。”[5]这足以说明张从正是一个坚持做自己，敢于承担风险，失败不怕人怨，成功不怕人妒，具有宽广胸襟的医者。
（三）李杲——作风严谨，庄重自爱
李杲，字明之，世居真定东垣地区，晚年号称“东垣老人”。李杲拜师张元素，致力学医，结合自身长期的临床实践和经验提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6]的观点，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脾胃内伤学说，是我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也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
对于医学，李杲具有重视客观实际，反对虚妄之科学态度和极其严谨的作风。李杲的母亲患病后因胡乱用药而亡，却终不知病因，使得李杲深感医学关系着人的性命，于是花费千金拜易州张元素为师，从此致力学医。对待医学，李杲十分严谨，他在张元素“古方新病，不相能”思想的影响下，分析当时种种致病原因，批评庸医食古不化，滥用《局方》的弊病。他不仅主张辨证施治，而且注重临证记录以积累资料。为了总结几十年从医的实践经验，纠正当时庸医用药的错误，李杲用时16年从理论上阐明“内外伤辨”，在其68岁时完成《内外伤辨惑论》一书。完成《脾胃论》时，李杲已70岁高龄。
生活中，李杲为人忠诚老实，庄重自爱。他非常重视医者的道德修养，认为道德需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李杲从来不去欢愉之地，更不屑于灯红酒绿的生活。一次在乡绅接待外交使节的宴会上，某长官为了检验李杲的德行，暗示歌女勉强李杲饮酒。李杲不得推辞，便只得忍耐片刻就大吐离席而去。李杲虽然生活于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但他从不趋炎附势，为“士大夫”之流马前唱喏。对待一般百姓，李杲却是“忠而有性，富而好施”[7]，他庄重自爱，作风正派的高尚品德值得后人学习效仿。
（四）朱震享——清心寡欲，潜心医学
朱震享，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人，因久住丹溪河旁，被世人尊称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朱震享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是“滋阴派”的创始人，也是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金元四大家之一。
朱震享认为人的性欲望如果没有节制，阴气将耗费散尽，阳气则无所托付，所以提倡性道德，呼吁人们的情欲要有所节制。他还认为，一个人如果埋头奋斗于事业，就不应该有多余的欲望。他将欲望分为食欲和色欲两类，指出寡欲的要求是节食欲，戒色欲，因此提倡清心寡欲的生活态度。
朱震享自幼勤奋好学，与母亲相依为命。30岁时，朱震享因母亲患病寻医无果，立志学医，自学古代经典医书，三年便有所得。40岁时，他深入研究《局方》，手抄一册，日夜学习，发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尽合”[8]的不足之处。于是，朱震享决心治装出游，访求名师，最终用自己的赤诚之心打动了精通医术的罗知悌。教者诚，学者勤，不到两年，朱震享尽得罗知悌所学，医技大进后回到家乡行医，并用自己的实力让家乡人民心悦诚服。成名后的朱震享不骄不躁，虽已是颇有名气的医家，依然会真诚地向比自己年轻的医生虚心请教。
（一）学医者以德为先，坚持“立德树人”
“德为才之帅”，德是做人的根本，是一个人成长的根基，更是育人的首要任务。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对医学生的全面培养和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德育为先的医学教育理念更具必要性和紧迫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也指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和医德培养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推动人文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结合，引导医学生将预防疾病、解除病痛和维护群众健康权益作为自己的职业责任”[9]。金元四大家在学医的过程中，不仅勤奋好学，乐于钻研，而且非常重视医德教育的培养和传承。“孝为德之本”，李杲和朱震亨均因母亲患病为敬孝德而学医，李杲更是为了传播医术，造福后代，一心寻找品学兼优的学生。由此可见，医学教育应以德为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要加强医学生的思想政治引领、价值判断指导和道德品格培养，通过医德思想教育促进当代医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行医者以德为本，提升医德修养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0]，2019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论是最美逆行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还是数月坚守在抗疫第一线不知名的医护人员，他们用自身言行向社会展示了救死扶伤、舍生忘死的医者仁心，和一心为民、生命至上的善爱无疆。他们的德行无不诠释了《大学》之道，也传承了金元四大家以德为本的崇高医德思想。由济世愈病、淡泊名利的刘完素，不媚权势、敢于创新的张从正，作风严谨、庄重自爱的李杲和清心寡欲、潜心医学的朱震享为代表的金元四大医家，无论从治病愈人和钻研医学上，还是从生活作风与个人追求方面，无不体现行医者以德为本的高尚修养。他们虽为古代医者，但其医德作风依然值得当代医者们的学习和传承。因此，当代广大医务工作者，应该顺应时代的要求，加强我国优秀传统医德思想的学习、传承和发展，进一步提高医德修养，为人民的生命健康事业，为健康中国的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三）医患间以德为荣，构建和谐关系
古人云：“无德不成医。”医者，以其仁心仁术为衡量标尺，仁心在前，仁术在后。而在医患纠纷频发的今天，“无德不就医”是对患者提出的道德要求。为了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一方面需要医生培养医德修养，尊重爱护病人，用良好的医德医风规范来塑造医务人员的新形象；
而另一方面，患者也应该具备良好的品德，在就医的过程中，遵守医院的相关规章制度，尊重医护人员的工作，提升感恩意识，提高个人道德修养。金元医者刘完素不为功名利禄所动，怀揣医者初心，一生苦心医业，真诚为民，被赐“高尚先生”的美誉，深受百姓的爱戴和尊敬；
朱震享待人诚挚，诲人不倦，居住简陋，崇尚俭朴节约，当地人们为了纪念他，在赤岸镇修了“丹溪墓”，墓旁盖有“丹溪庙”，庙内塑造了朱丹溪像，至今仍为人们所瞻仰。金元四大家用高尚的医德医风感染着他们医治的病人和百姓，也为后人展现了建立和谐医患关系应该具备的德行。因此，当代的医生和患者都应以德为荣，在完善患者就医服务的同时，提升医者行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从而全面推进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有序健康发展。
“以史为鉴，以德树人”。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享为代表的金元四大医家，均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他们虽为古代医者，但推崇的医德思想依然契合当今社会道德的基本需求，其精神实质符合新时代医学界的发展需要，对于当代医学生的培养、医生医德修养的提升和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值得当代医者们学习、借鉴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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