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云
黄炎培(1878—1965年)，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我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人士在上海发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他长期致力于研究和实践职业教育，他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为我国的职业教育的发展做了杰出贡献。陈润霖(1879—1946年)，湖南省新化县人，字夙荒，号立园，19岁为县学生员，后接受新学思想赴日本留学，回国后立志从事教育事业。作为湖南私立职业教育的先驱和代表者，他“以兴办教育为己任”，在长沙创立楚怡小学校、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创办楚怡工业学校(以下简称“楚工”)于稻谷仓，分设机械、土木、矿冶三科，并建实习工场，开创了湖南省私办工业学校的先河，奠定了湖南在全国职业教育的地位，楚怡精神一直传承至今。本文现就黄炎培与楚怡职业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进行对比研究。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1913年他通过调研学习，在借鉴美国教育经验基础上倡导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1917年针对当时中国教育中出现的学生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毕业即失业的现象，他开始倡导职业教育，这是他职业思想的第二阶段；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国内教育又发生了变化，黄炎培总结了近十年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最终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即“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突破了传统就教育论教育的局限，把职业与教育、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起来。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如下：
(一)社会历史发展
黄炎培与陈润霖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逐渐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探寻拯救民族危亡的道路。实践使人们深刻认识到要拯救国家和民族，就要反思旧社会的传统文化，通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拯救中国。到“五·四”运动时期，反帝反封建成为时代的主题，以蔡元培为首的教育界思想家主张教育救国论，黄炎培师从蔡元培，因此在思想上深受其影响，他希望通过兴办学堂，彻底剔除封建教育，从此确立了教育救国的志向。
(二)战争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由于列强无法顾及，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亟需培养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受到传统科举制度及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当时的教育体制培养的都是醉心于科举的仕宦人才，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黄炎培认为，只有发展教育、工业才是救国之路，大兴职业教育是历史的必然。
(三)教育改革
民国初期，中国的教育体系内部矛盾尖锐复杂，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经济发展亟需技术型、专业型人才，而以科举为目标，重记忆、背诵的传统教育根深蒂固，学生对实业学校不了解，学校培养出来并不是社会需要的人才，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的矛盾日益显现，学校与社会脱节严重，教育与职业相分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教育改革事在必然。辛亥革命前后，西方进步思想的传入使人们认识到新的历史发展和时代变革需要实业教育的稳步发展，这为黄炎培的实业主义职业教育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
(一)个人生活经历、工作阅历的影响
黄炎培，1878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因父母早亡，他在外祖父的陪伴下受到良好的教育，从小学习“四书五经”，对唐诗宋词等都进行了详细研究。他考过秀才中过举人，受到严格的传统封建文化教育的影响，这让黄炎培先生一方面痛恨科举制度，另一方面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髓，重视实践、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关心国计民生。之后，他受到蔡元培先生的影响，先后创办和主持广明小学和师范讲习所、浦东中学，在爱国学社、城东女学等新教育团体和学堂任教，并参与发起江苏学务总会。他参与起草1922年学制，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河海大学)、国立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1946年黄炎培在上海创办比乐中学，探索兼顾升学和就业双重准备的普通中学。至1949年前，黄炎培先后创办重庆中华职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校、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校等。
(二)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
1900到1914年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萌芽期，这个时期他刚产生救中国只有办学堂的想法。1904年从日本回国后，他创办了几个学校，不仅重视文理科，还把文体活动作为重要内容，在江浙一带很有名。辛亥革命后，黄炎培致力于教育改革，大力倡导创办有利民生的实业学校，制定了《江苏省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对江苏省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把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教育事业，潜心研读各种教育学说，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积极为中国职业教育找出路。
1914年到1917年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期，学习了西方的职业教育思想后，他提倡把实用教育引入职业教育。民国初年，我国的教育快速发展，实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存，但实业教育的增长速度比普通教育慢，接受普通教育的学生学习的部分内容与社会需求脱节。黄炎培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将职业教育实用化。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络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一个以研究、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现中华职业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此后数十年时间他的教育和社会活动主要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社来展开。
1917年到1937年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成熟时期，他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认为职业教育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为社会服务，突破职业界、教育界的限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黄炎培在吸收了西方相关的先进教育理论后，结合我国的教育实际情况提出切合实际需求的职业教育措施，其目的是培养真正能实现自我价值、服务社会的专业技术人才。
陈润霖先生创办的楚怡工业学校是楚怡职业教育思想产生的基础，学校取名“楚怡”实为“惟楚有才，怡然乐育”，校训为“严谨、求实、怡然、乐育”，主张“工业救国、教育救国”，楚怡职业教育思想是从楚怡工业学校的校训中演变发展而来的，“爱国、求知、创业、兴工”即楚怡职业教育思想。
(一)湖南实业教育的发展
湖南的职业教育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职业教育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在欧洲发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洋务运动兴起，我国近代工业艰难起步，为了培养合格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职业教育随之产生，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培养造船和海军技术人才，之后洋务派陆续设立了上海电报学校、南京江南陆军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等，这些新式学堂是我国职业教育的萌芽。甲午战争战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结合我国当时的情况，提出了改革传统教育、培养专门实用型人才的主张，得到了清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一批结合实业发展需求创办的学堂面世，如著名的高安桑蚕学堂、杭州蚕学馆以及务农学堂等，我国的实业教育出现了一个新高峰。二十世纪初，实业教育体系进一步细分，基本确定了我国职业教育制度，到辛亥革命前，实业学堂的学生人数已达到16650。到民国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教育、思想界逐渐兴起了“实业救国”“实业振兴”的潮流，主张兴办实业来挽救国家于危亡之际，要实现实业兴国，必须培养所需的实业人才。在湖南，谭嗣同等人在有关学堂里开设新式科目，教授现代科学技术，1903年长沙出现了第一女学堂，一时间湖南的官办和私办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湖南的职业教育获得了初步的发展，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和新思想推动下，1910年陈润霖先生创办了楚怡工业学校。
(二)政府、湖湘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宣传
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早期的职业教育不管是组织还是管理都不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发展。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清末职业教育经历了二次大的变革，1902年管学大臣、湖南著名教育家张百熙拟定了6件各级学校章程，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上呈给清朝廷批准，因年份被命名为“壬寅学制”。
1903年，张之洞等人将实业学堂细分为初等实业学堂、中等实业学堂、高等实业学堂，这三种实业学堂与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学堂或大学堂并行存在，被称之为“癸卯学制”，“癸卯学制”相对其他学制来说更完善和具体，它的提出标志着我国近代系统教育正式开始。
实业教育在湖南受到政府和教育、思想界的大力支持，1903年8月，时任湖南巡抚赵尔巽亲临工艺学堂视察，鼓励学生练就一技之长，为湖南的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湖南出现了一批教育实干家，他们以教育救国为己任，自筹经费创办私立学校，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实业家等积极投身职业教育，这为湖南的职业教育创造了较好的环境，也为陈润霖先生创办楚怡工业学校提供了条件。
(三)经济发展有需求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被卷入了世界市场，洋人在华投资和开商铺的越来越多，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的发展需要有相应的人才来支撑，需要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门人才，以培养技术人才为目标的近代职业教育随之应运而生。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湖南虽然地处内陆，相对广东等沿海省市来说相对闭塞，工业发展不如沿海城市，基础比较薄弱，但经济也有了一定进步，近代化进程逐渐开始起步。随着民族资本的投入，一大批工业企业蓬勃发展，其中以矿业的发展最为突出。湖南的矿产资源较丰富，在十九世纪末，湖南境内创办了多家矿产企业，采矿产业发展的同时带动了冶矿业的发展。湖南虽然地处内陆，但是内河和湖泊不少，官运和商运轮船达到一定的规模。相对比轮船运输，铁路运输的发展要慢一些。1908年湖南共设9处电报局，邮政事务由步班变为现代化的船舶、火车邮路交通方式。当时，采矿、冶炼、交通运输、通信等行业的发展需要大批的专业人才。
清末民初湖南的近代工业有了一定发展，增强了湖南的经济实力，对各领域的专业人才需求相应地增加了。基于湖南的经济情况和产业发展状况，需要培养相应专业的专门人才，这成了当时教育亟需要解决的问题。市场需求发生变化，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就要适应这种变化。由于当时湖南的矿业发展较快，规模较大，需要机械、矿冶、土木等专业人才，这是陈润霖先生创办楚怡工业的机遇和初衷。
(四)湖湘文化的影响
湖湘文化是具有湖南特色的地区历史文化形态，有着特定的气质，广泛存在于湖南人民的生活中，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发展，成了湖南人民特有的文化标志。经世致用思想是湖湘文化的精髓和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强调做事要关注社会现实，要注重实践而不是泛泛而谈空虚之理。经世致用影响下的湖湘人士忧国忧民，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有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湖湘文化重视教育发展的传统，这是湖南职业教育发展的根基。职业教育是湖湘文化不断传承的重要载体，两者相辅相成。清末民初优秀湖湘人士以培养经世致用之人才为目标，探索职业教育发展的路径，积极参与到创办职业院校，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教育工作者，促进了湖南职业教育的发展。正是由于湖湘文化的熏陶，陈润霖先生回湘后多方奔走筹建了楚怡工业学校，为湖南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楚怡工业学校的办学历程
楚怡工业学校是那个时期特定的环境的产物，办学初期设施简陋，很多设备不全，靠自制和向热心公益的人士租借等解决了急需。学校在创办初期得到了政府和教育界很多人士的支持，湖南立宪派首领、后任都督的谭延闿是楚怡工业学校的代言人，民国时期政治家、教育家、实业家和慈善家，曾任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熊希龄给予楚怡工业学校经济支援，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非常关注楚工的发展，湖南省建设厅厅长余籍传是学校董事会成员，这些人都心系楚工，大力支持楚工的发展。在各方的帮助下，楚工的规模有了一定的扩大，教学场地得到了改善。1912年，楚怡工业学校更名为私立楚怡中等工业学校。在教学方面，楚工非常重视学生的文化素养，学科设置越来越全面，更贴合湖南产业经济的发展需求。后来楚工还成立了幼稚园和中学，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私立楚怡“三校一园”教育体系。
袁世凯在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开始谋杀革命党和正义人士，迫使陈润霖先生出走，楚怡的教育受到了一定影响。后来的军阀混战、金融混乱，使得楚工乃至湖南的职业教育陷入了停滞状态。到1927年，湖南职业教育相较于前一段时间有了很大的改善，楚工在最多时一年招生达二千人以上。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长沙战火熊熊，陈润霖先生不得已将学校迁移到自己的家乡新化。虽然搬迁过程艰辛，而且新化地处偏僻，但楚工人始终坚守实业救国之信心，积极投入学习与救国之中。经历了很多困难后，1945年楚工准备复校长沙，就在这个过程中陈润霖先生因过度疲劳而病逝。1951年，楚工与其他学校合并为湖南工业学校，结束了40多年的办学历程。
陈润霖先生秉承“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办学信念，是职教救国之典范。楚怡师生为国、为民的奋斗历程永载史册，是湖南职业教育发展史上不朽的红色记忆。百年来，楚怡精神薪火相传，激励一代又一代湖南职教人勇毅前行，一批批楚工校友扎根各行各业发光发热，有的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与国家领导人。作为陈润霖先生曾经的学生，毛泽东给予恩师高度的评价：“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
黄炎培和陈润霖都出生于清末，受到封建教育的影响，他们吸收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成长起来，他们的职业教育思想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结合的综合产物。他们毕生发展职业教育，付出不懈的努力，为我国的职业教育做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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