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论及其当代价值 兼评柯尔施的列宁意识形态思想批判
[摘
要]科学的意识形态论集中反映了列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认识。面对柯尔施等人对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诘责，我们既要指出其思想中存在的错误，又要以澄清“科学的意识形态论”的内在规定性为抓手对列宁意识形态思想正本清源。科学的意识形态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历史任务的推进，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塑造着积极的主体性。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研究运用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论的基本原理，对于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论；柯尔施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某些学者打着“客观研究”的旗号试图通过批判列宁意识形态思想消解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合法性，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长驱直入打开缺口。同时，在列宁“文化领导权”“灌输论”“党性论”被普遍关注的现实下，学界对在本体论意义上彰显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的“科学的意识形态论”却缺乏系统性阐释。鉴于此，分析和揭示某些西方学者“带有偏见”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局限性，阐释和运用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论的基本原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柯尔施对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批判及其局限性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巨擘，柯尔施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同时，他又被视为 20 世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最为反复无常的一个人[1]28。柯尔施对于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批判既构成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铺垫，也成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常规叙事。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柯尔施对于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批判集中在以下几点。首先，柯尔施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仅仅是“虚假意识”，从而否定了列宁在意识形态建构上的一切努力。其次，柯尔施认为其意识形态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机械的反映论和狭义的知识论，缺乏辩证法精神，既限制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又创造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日益扩大的裂隙”。最后，柯尔施为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扣上了一顶“精神压迫体系”的帽子，明确反对列宁的“灌输论”。他认为列宁对“哲学上的背叛”吹毛求疵，进行着“最黑暗的反动”。仔细分析柯尔施的批判，不难发现其中的谬误。
（一）在意识形态的本体论上，柯尔施陷入无法调节的自我矛盾
柯尔施先是强调意识形态仅仅是“虚假意识”，又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是革命的进步也可以是最黑暗的反动”[1]86，这两种理解明显存在冲突。同时，柯尔施对于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形式的抽象把握制造了二者的对立。虽然“柯尔施问题”的提出表明柯氏已经认识到意识形态存在理论与实践的“二重性”。但他终究仍是在形而上学的“理论”圈子里思考实践问题，并未认真把握意识形态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应在实践中澄明理论问题，同时运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革命实践，而非躲进书斋中试图穷尽既定理论的一切规定性。柯尔施显然没有明白这一点，从而使他武断地将重视意识形态理论在实践中展开的列宁归于“功利主义者”。
（二）柯尔施对于列宁“缺乏辩证法精神”的指责缺乏历史观照
柯尔施认为列宁哲学阻碍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的观点站不住脚。虽然柯氏洞察了近代以来哲学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弊端，但却在批评列宁的过程中走的太远，以至于将“个别科学”与“哲学”间客观存在的联系也全部抹去。如果抛开这一点，仅考量列宁本身对于哲学与科学关系的思考，柯尔施的指控也值得商榷。列宁从未试图把作为意识形态内在部分的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反而十分明确科学与哲学间辩证统一的关系，肯定具体科学对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主张吸收自然科学家参与哲学工作，强调“不解决这个任务，战斗唯物主义决不可能是战斗的，也决不可能是唯物主义”[2]345。
（三）柯尔施“精神压迫体系”的批判找错了对象及其现实表现
需要承认，柯尔施对于“精神压迫体系”的批评有其积极意义，他敏锐觉察到意识形态公式化、教条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伤害，但是他未能很好地将列宁与斯大林的思想区分开，也武断地把列宁去世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僵化保守的做法归罪于列宁。更大的问题在于，柯尔施把列宁一贯强调的“党性原则”与“灌输论”也纳入其“精神压迫体系”的论域之中。事实上，马赫主义对于哲学“党性原则”的否认并不简单是“哲学的背叛”，其“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2]50，并在根本上影响着革命实践。同时，也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3]11“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并非天然结合，必须通过灌输使二者有效沟通。柯尔施应该否定的是空洞和僵化的灌输方式，而不是否定理论灌输本身。
二、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思想根基的“科学的意识形态论”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指出，“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4]96 标志着“科学的意识形态论”的基本形成。以往，学界多将“科学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同义合并，未能凸显这一思想的超越性。对此，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澄清“科学的意识形态论”的内在规定性。
（一）“科学的意识形态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遗留任务的推进
“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并不是柯尔施所理解的绝对否定性的含义。马克思曾指出，“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5]592 在这里，意识形态的中性色彩十分明显，是马克思用来表述与“经济条件”相对应的范畴。对此，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根本没有对意识形态在方法论和实际内容方面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作出任何明确的回答。”[6]5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7]97 这里“有意识”是“自由联合的人”的共识性意识，是前共产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残留物”，马克思认为其可以将“神秘的纱幕揭掉”，无疑暗含了积极性面向的意识形态建构取向。上述分析表明，列宁并不试图假以“科学的意识形态论”来“另起炉灶”，相反，他旨在以此为着力点推进两人因为集中论战而不得不搁置的历史任务——建构积极性面向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二）
科学的意识形态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明确将宗教排除在科学的意识形态的论域之外，声明科学的意识形态是对“客观真理”与“绝对自然”的反映。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列宁又针对个别社会民主党员表示“社会主义是我的宗教”的情况作了回应。列宁强调，科学的意识形态“不同于宗教”，它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揭示历史真相。而就科学的意识形态具备的“历史科学”的特性而言，又具体指向至少四方面的特征。首先，科学的意识形态应准确锚定历史发展的总体方位。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创立了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替代进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总趋势。科学的意识形态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明的共产主义方向，把握历史发展的总体方位。其次，科学的意识形态必须立足于特定历史方位直面现实问题。列宁清楚地认识到，科学的意识形态遵循历史发展的总体方位与特定历史方位的双重规定性。列宁高度重视科学的意识形态对于现实问题的解答能力，认为“宣传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实际指导国家建设”[8]177 强调“应当具体地、立足于当前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9]394。再次，科学的意识形态应当吸收借鉴历史发展中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在列宁那里，科学的意识形态不应是排他的，如果缺乏对于他者有益成果的吸收，就会走向封闭与落后。列宁特别强调，在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不能忽视其进步性的方面，“耽于空想而不愿意研究和弄清现实，结果必然否定资本主义的意义和力量”[10]86。最后，科学的意识形态不是永恒的，其在历史的发展中得以消灭。列宁从未宣告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持存，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他认为科学的意识形态也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对于这一点，柯尔施也曾有所论述，指出意识形态是“一个必须在唯物主义理论中把握住并由唯物主义实践消灭的现实部分。”[1]38-39 遗憾的是，他未能把握“消灭”的历史性与阶段性，最终走到列宁的对立面。
（三）科学的意识形态以塑造积极的主体性为旨归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与人的主体性被片面地不加限定条件地对立起来，认为意识形态造成了主体性困境，使主体“臣服化”与“单向度化”。这种理解在本质上是一种“外部反思”，没有深入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性之中。要突破这一理解困境，应聚焦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论的主体向度。在哲学基础上，科学的意识形态立足于能动的反映论，根本上有利于主体性的唤醒与“去蔽”。列宁基于马克思主义构建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并不致力于“附魅”，而是通过揭示历史规律唤醒主体性，为工人阶级“去蔽”。需要明确，反映论的确是列宁界定科学的意识形态重要的哲学基础。但是这种反映论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能动的、积极的。列宁强调，“观念、认识是（智慧）为了使无机界受主体的支配以及为了概括（在无机界的现象中去认识一般）而沉入无机界中的过程”[11]208。也就是说，虽然历史不会主动满足人的需要，但是人可以通过对历史的主动认识达成特定目标，完成自身主体性的确证。在理论旨趣上，科学的意识形态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既借鉴人民智慧又满足人民需要。针对民粹派忽视人民群众作用的论断，列宁强调人民是“自觉的历史活动家”[12]127，认为“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13]281。同时，他认为对于人民需要的满足是唤醒人民主体性的重要前提。列宁十分清楚，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抽象的个体性原则，反对灌输论并不有助于无产阶级主体性的发挥，反而会分散主体力量，难以将革命理想转化为现实。因此，列宁始终将意识形态问题放在共同体的视野下进行思考，“对我们来说，思想斗争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无产阶级的事情”[2]221-222。只有培育阶级的共同体意识，才能塑造积极的主体，进而在实践中汇聚成巨大的历史合力，真正彰显工人阶级及群众的主体性。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回应挑战与寻求变革中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奠定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思想基础。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于建构的“科学的意识形态”贯穿于这一历史进程。面向新时代，有必要在方法论的高度上理解“科学的意识形态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内在逻辑的形塑，这对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始终成为“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
“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鲜明特征、思想旗帜与内在灵魂，为党和人民提供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因此，面向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建构首先要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习近平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价值，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14]习近平尤其重视以经典夯实原理，批评“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15]另一方面，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意识形态建设。正如习近平所强调，“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困难与风险，都会提出新的课题，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新的科学回答。”[16]696-697“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17]23
（二）追求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共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夯实自身科学性的实践进路
“科学的意识形态论”揭示了一个真理性认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只有面向历史、尊重历史、不断解释和解决历史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并推动历史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构成“科学的意识形态”。首先，研判历史方位，直面当前历史阶段的现实问题。对此，习近平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应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尤其是要与当前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紧密结合，“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18]21 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意识形态安全面临诸多新的威胁与挑战，应当从战略的高度把握这一特殊历史方位的特点、内涵与趋势，把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从而助推整个人类历史的跃迁。其次，珍视民族历史，从本民族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中汲取养分。“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当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元素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积累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先进经验，在守正中实现创新。再次，放眼世界历史，学习世界范围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成果。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需要博采各国文明之长。”[20]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虽然在本质上是“虚假意识”，但是在其自身调整转化过程中仍然有一些元素值得借鉴，尤其体现在其对外传播与隐性渗透等方面。对此，我们应当辩证地分析研究，这本身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认同度，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明确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从而进行针对性的解构与回应。最后，要积极回应历史发展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不仅创造了更加多元的信息传播方式，更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行为与认知习惯，为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对此缺乏预判与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很难适应历史发展，“科学的意识形态”也就无从谈起。面向新时代，要着眼于新方法、新技术、新表达与新机制，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内容与形式的协调与创新，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
（三）“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的不竭源泉
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体系本身并不具有现实力量，要真正“改变世界”，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面向人民、调动人民进而获得人民的认可和践行，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的不竭源泉。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党的思想建设，夯实意识形态建设“人民性”的组织基础。习近平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21]40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夯实党性原则，杜绝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人民群众的行为，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其次，要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只有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意识形态才能具有实效性。应当充分释放人民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将人民的意见作为意识形态建构重要的思想资源，同时尊重人民群众的喜好，用人民喜闻乐见的主题、形式、话语传播党基于人民利益制定的的路线、方针、政策。最后，要将维护国家安全与提高人民“获得感”结合起来。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应当“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更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22]14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紧紧围绕人民的“获得感”做文章，既要与人民切实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帮助人民解决实际问题改善生活，又要使人民能够在思想上有所得，更正视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现实，吸取苏联后期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切实通过意识形态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的政治素质与思想境界，防止人民群众为“普世价值”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蛊惑，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合力和思想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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