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新中国两个“30年”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
[摘要]正确认识新中国两个30年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关系国史主题、主线、主流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能否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重大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共识，既有现实紧迫性，也有重大战略意义。为此，必须着力从理性认识上弄清三个关系：前30年探索中成就和失误的关系、前期探索中的失误和后期改革开放成功的关系以及前后两个30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决不能将两者对立、分割开来，更不能用前者去否定后者、用后者去否定前者。
[关键词]新中国60年 前30年 后30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0—0021—08
一、问题的提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此前的29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此后的31年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们简称为两个“30年”。对于这两个30年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文献都有全面充分的论述和明确的结论。但由于前30年的探索走了一条曲折之路，既有成功的欢乐，也有走入歧途而造成的痛苦与迷惘，再加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明显突出，故而，人们对此的认识和评价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从近些年来民情民意的反映、国内外学术界、理论界、新闻媒体的议论看。人们对两个30年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的研讨分歧较大。这些分歧有的是学术上的不同观点，有的是思想认识上的差异，还有的是政治立场上的对立，也有个别人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有意或无意中夸大事实，以偏概全，偷换背景，任意编造，将两个30年对立、割裂开来。或用前者去否定后者，用后者去否定前者；或将前30年说成漆黑一团，是什么“一个又一个错误的集合”，甚至将整个时期污蔑为专制主义的历史；或把后30年歪曲成脱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是所谓“渺渺茫茫的共产主义，模模糊糊的社会主义，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遮遮掩掩的封建主义”；等等。这些议论和看法，特别是个别人的做法和观点，虽仍是认知上的差距，却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西方敌对势力实现“分化”、“西化”图谋的重要手法之一就是“欲乱其国，先乱其史”，“欲灭其国，先去其史”。当我们隆重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具有科学理性、民族自尊自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对此作出旗帜鲜明的回答，促使人们确立正确的观念，形成基本的共识。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笔者将一些感受和看法写成此文，求教于诸同志。
依笔者看来，正确地认识两个30年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正确认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两者探索的主题、主线、主流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在探索中取得良好开端后出现了失误，故而两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和辩证过程，不能因为前期有失误，后期存在诸多深层的矛盾和问题，就将其对立和分割开来，用一个去否定另一个。正确认识两者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只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实践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在研讨三个关系问题上下气力。一是前30年探索中的成就和失误的关系，明确成就和失误相比，成就是主流，处于主要的、第一位的地位。二是前期探索中的失误和后期改革开放成功的关系，明确探索中的失误，既造成损失、危害，具有消极性，又逼着人们从错误中学习，达成改革开放的共识，具有积极性，已转化为成功实践的发展动力和精神财富。三是前后两个30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明确前者的探索为后者的辉煌创设前提、打下根基、积累经验(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后者是在继承、扬弃和完善前者基础上的历史性飞跃和重大创新，没有前者的奠基，后者固然难以创造辉煌；没有后者的改革开放，前者也难以维继。两者虽有重大差别，但却内在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二、正确认识前30年探索中的成就和失误的关系
谈及前30年的探索，邓小平曾作过多角度的评价。从新旧中国对比的角度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认清这一点，就要把鸦片战争后100多年的旧中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作对比，明确新中国的成就是十分巨大的。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他指出：“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从区分不同时期发展情况的角度他认为前30年主要可以分作四个段落：第一。建国后的头八年(有时也说前七年)，“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我们搞得不错”，“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但“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以致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第二，“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其间“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六十年代前期国民经济的调整，“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一九六二年就开始从困境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第三，“文化大革命”十年“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这是一场大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是严重的、全局性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但他同时客观地分析了毛泽东发动这场革命的主观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