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改革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
内容摘要 对赫鲁晓夫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对赫鲁晓夫改革的评价,国内多数学者的观点是比较公正的、客观的,然而,似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是坚持“大论战”的思维,认为赫鲁晓夫永远是一个反面角色;一是认为赫鲁晓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先行者,“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和借鉴作用”。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是政治改革必不可少的前提,在农业、工业、党政领导体制等领域都有一定的改革举措,对外政策也有所调整,但所有这些改革都带有很大的片面性、随意性和不彻底性,对原有的经济政治体制没有根本性的触动和改变。因此,可以把赫鲁晓夫称为改革者,但是一个具有很大局限性的改革者。
关键词 赫鲁晓夫 改革 历史评价
作者 周尚文,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62)
八年前的一个夏日,我有机会到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参观。在黑白相间、对照强烈的赫鲁晓夫墓碑前,沉思良久。这位昔日的世界风云人物,如今长眠在这里,千秋功罪,只能任人评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当年曾建造柏林墙、制造古巴导弹危机、与美国人对话和抗衡的苏联元首,而今苏联已在世界地图上消失,两极格局已不复存在,世界正进入一个大变动、大调整的历史新时期;当年曾被妖魔化了的“现代修正主义头子”,如今在地下可能也在注视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
对赫鲁晓夫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对赫鲁晓夫改革的评价,国内多数学者的观点是比较公正的、客观的,然而,似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是坚持“大论战”的思维,认为赫鲁晓夫永远是一个反面角色,苏联的剧变,“始于赫,成于戈”,赫鲁晓夫难辞其咎;一是认为赫鲁晓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先行者,“首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之先河”,其取得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和借鉴作用”。前一种看法,在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仍原封不动地搬用“大论战”的话语和结论,显然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得人心的,所以这种观点通常只散见于某些理论“权威”的文章中,本文不打算对这种观点进行评述。而发表在《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3期上的《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启示》(作者张喜德、蔡丹,以下简称“张文”)一文,可称为后一种看法的代表作。笔者试图从赫鲁晓夫的改革实践出发对这种看法作些剖析,并就教于学界诸公。
首先要说明一点,应不应该承认赫鲁晓夫对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了某些改革,这是讨论问题的基本前提。如果根本不承认赫鲁晓夫搞了改革,或者认为他只是奉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那就无法讨论和评价赫鲁晓夫改革的功过是非。承认赫鲁晓夫执政11年间在苏联搞了某些改革,在这一点上,本文与“张文”没有分歧。分歧在于,不应将赫鲁晓夫的改革人为地加以拔高,送上一顶顶桂冠。这样做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要求。附带说一点,赫鲁晓夫搞了某些改革,但他执政时期没有出现“改革开放”的自觉意识,甚至连“改革”、“开放”这样的概念也没有提出。因此,奢谈“赫鲁晓夫改革开放的历史启示”,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不科学、不严谨的。现在,我们看看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赫鲁晓夫改革实践的作用及其历史地位,看看能否得出“张文”所提出的历史启示。
怎样看待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的批判
赫鲁晓夫上台后最轰动也最有争议的一件事,莫过于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斯大林晚年的苏联,经济、政治、社会已经是矛盾重重,积重难返。本来,二次大战后,苏联曾经出现过改革的好时机,然而斯大林把苏联走过的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看作是不可变易的最佳模式,在国内拒绝改革,也不许新建立的人民民主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苏联的体制机制保守僵化,工农业生产面临众多困难,个人崇拜之风日盛一日,思想领域沉闷死寂,大镇压又开始卷土重来,国内党内政治生活很不正常,苏联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所以,当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之后,不管什么人出任领导人,都会实行某种改革。这就是大权在握又野心勃勃的贝利亚在短短三四个月时间内,也作了一些平反冤案、严肃法纪、整顿机构的事情的原因所在。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人除掉贝利亚之后,面对如此复杂而棘手的国内外问题,从何入手呢?虽然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是专管党内事务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但权力中心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三人,他还无法掌握政治运作的主导权。在翦除贝利亚的事件中,赫鲁晓夫扮演了不寻常的角色,也使他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正式被推举为党中央第一书记,更重要的是,他使党的机关又成为苏联政坛的权力中心。
长期以来,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民主法制横遭践踏,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赫鲁晓夫绕不过去的难题。斯大林去世时,苏联监狱和劳改营中人满为患,关押着250多万犯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政治犯。所谓“政治犯”,绝大多数是30年代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人(据有关资料显示,除了在大清洗年代被处死的68万多人以外,此刻还关押有78万多人),这些人在牢狱和流放地受尽苦难,如今领袖更迭,政策有所调整,许多人通过各种渠道,纷纷提出申诉,要求复查和撤销对他们的指控。由于当时“政治严冬”尚未过去,至1955年,虽有数千政治犯已从流放地回来,但平反工作依然十分艰难。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威廉•陶伯曼在《赫鲁晓夫全传》中讲了一个事例:加马尼克将军1937年面临被捕时自杀身亡,他的姐姐被关押流放17年后写信给赫鲁晓夫请求释放,赫鲁晓夫也看到了这封信,但他无能为力,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她的请求,理由是“人民的敌人”的姐姐必须服满整个刑期。[1]不难看到,对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决不是一个人能够轻易做到的。赫鲁晓夫必须冲破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特别是来自领导集团内部的阻力,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都直接参与过大清洗年代的血腥事件,他们反对批判个人崇拜,不仅是为了“保护”斯大林,更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赫鲁晓夫提议成立一个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由波斯佩洛夫主持的委员会,负责接受申诉、复查和调查各个案件的真相。
我们知道,苏共领导层对公开批评斯大林和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直至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夕的2月9日主席团会议上,在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关于30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案件详情及被害人数量的长达70页的调查报告摆到大家面前之后,莫洛托夫等人才放弃原先意见,同意在代表大会期间作一个秘密报告,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可见,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不是某个领导人的突发奇想,更不是赫鲁晓夫蓄意玩弄的阴谋,而是主席团作出的正式决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批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为报告人。”[2]这就是秘密报告的由来。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了一系列惊心动魄、充满血腥的案情和数字,使与会代表都惊愕不已。阿里斯托夫说:“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变成神,最后却得到了一个魔鬼。所有人热衷的是讨好斯大林。党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3]从苏共有关档案资料看,包括二十大以后继续审理的案件,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大镇压的复查,直到苏联解体后与解密档案核对,都证明秘密报告中揭出的事实绝大部分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