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征再思考
1936年红军东征山西，不仅是军事斗争，也是政治斗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深入，又是它最极端的表现形式。所以，笔者对于东征的再思考从政治方面切入，以史料阐述它的政治意义。
东征的过程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过程
东征中最重要的政治，就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提到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说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国内外矛盾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华北的严重形势下，决定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何去何从，怎样应对时局的重要会议，是一次解决党的政治路线与军事战略方针的会议。该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及其基本特点，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陕北苏区内外的局势，做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决策。会议还指出，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必须扩大红军，必须巩固和扩大苏区，必须在日本占领区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充分发挥红军抗日先锋队的作用，各级党组织和红军以及党领导的游击队要敢于担当抗日重任等等。会议完满地解决了新形势下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1936年军事部署的具体步骤是把红一方面军和苏区的发展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可见，以毛泽东、张闻天为核心的中共高层是把红军东征放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总任务之内进行筹划的。为加强领导，政治局决定随军进入山西开展工作。东征过程中政治局和军委始终把统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问题予以考量和对待，三管齐下，分别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蒋介石、阎锡山开展统战工作。
联络和谈判——对张学良、杨虎城两部。东征前夕的1936年1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红军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对东北军将士书》，表示愿同任何的抗日武装队伍联合抗日，并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明确提出红军“愿意首先与东北军来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先锋”。这些话语入情入理，在东北军不少官兵中引起共鸣。东渡黄河的前一天即2月19日，毛、彭致电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并转张学良，指出：“贵军与敝军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必为蒋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谣言以中伤破坏双方团结。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特派李克农即日起赴洛川面谈一切。”红一方面军强渡黄河的第二天即2月21日，张、毛、彭以中共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给李克农的训令，指出：“估计张学良愿意与我们继续谈判，准备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口号”。对此，训令规定了应对的策略和坚持的原则。25日，李克农等人到达洛川，先后同王以哲、张学良谈判。经过谈判，中共的希望得到东北军方面的积极回应。且看在山西东征前线，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彭德怀于3月5日联名给红一方面军各军，中共陕北省委、陕甘省委负责人的一份电报：“关于我方与东北军整个协定，尚在磋商之中，现先与第六十七军王以哲所部订立口头协定，于三月五日实行。协定如下：（一）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富县、甘泉、肤施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经济通商。（三）甘泉、肤施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秣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四）恢复红白区之间通商。”电报要求红一方面军各军和中共陕北省委、陕甘省委负责人口头传达协定（不出布告），务使苏区军民与东北军结成亲密关系，以达到与整个东北军讨论抗日讨伐卖国贼的目的。同日，毛、张、彭接到李克农关于他和张学良四、五两日在洛川会谈情况的电报，电报称：张学良提议，中共方面从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领导人与他在肤施再作一次商谈，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双方商定，红军和东北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同盛世才交涉；中共方面选出一位色彩不浓而能负相当责任者常驻西安。毛、彭当即复电李克农：两电均悉，甚慰。周恩来、博古均来前方商事，十号可毕，十七号我方负责代表可到肤施，赴友邦代表及常驻西安代表即可决定。并要李克农到山西石楼报告谈判情况。10日，毛、周和彭电示中共陕甘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九军政治委员朱理治、省委军事部部长萧劲光：王以哲派兵到甘泉换防，我们已同意。你们应执行前电不得对王部攻击。16日，李克农到达山西石楼，向毛、张、周、彭汇报洛川会谈情况。通过听取汇报，毛泽东等人了解了张学良、王以哲对于抗日救国的进一步计划，认为张学良对抗日是有诚意的。中共中央遂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到肤施同张学良会谈，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大计。当天，毛、彭致电王以哲，将这一决定通知他和张学良。4月6日，毛、彭复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敝方周同志偕克农依约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9日晚，周恩来、李克农在肤施同张学良会谈。双方经过沟通与谈判，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问题上取得共识。此后，中共中央和红军决定停止在东北军内组织兵变，进一步加强同东北军的联系，并派刘鼎同张学良继续谈判；派白坚为驻张学良处联络员，又组织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统一负责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对杨虎城部的工作，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即在该部活动；从1935年开始，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张文彬到该部秘密工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也派王炳南到杨部商谈抗日事宜。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等人对杨部开展了大量工作。1936年3月中旬，周恩来等在山西隰县大麦郊地区（今属吕梁市交口县）听取王世英同南京国民党方面接触的情况和几年来北方局开展对杨虎城十七路军工作的情况以及他同杨虎城签订的四项协议之汇报。四项协议内容是：（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第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三）第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中央批准四项协议并决定进一步加强对杨虎城部的工作。对张、杨两部工作的初步成功，说明了不失时机地改变策略路线，建立适应形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和及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