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民歌运动发生的主客观因素分析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 大跃进民歌运动的发生不仅仅是主流意识形态单方面诉求的结果。民歌作为一种具有深层蕴含和多种功能的特殊文学样式，它的功能性因素同权力话语的时代要求实现的高度契合也是导致大跃进民歌运动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 民歌；主流意识形态；大跃进；新民歌；功能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 I20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38(2008)06-0084-03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没有任何理由忽视1958年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在这一时间段里，民歌在文学创作领域已有的政治化基调的统摄下，与权力话语携手，共同创造了内涵极为丰富的文学与政治的联姻事件——大跃进民歌运动。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言说行为实行的政治化规约固然是大跃进民歌运动发生的主观动因，但民歌作为一种从中国历史文化积淀的土壤中破土而出的蕴含着多重价值和实用特征的艺术奇葩，他自古至今不断沉淀于其身的功能性因素在大跃进运动中同权力话语的时代要求实现的高度契合，也是大跃进民歌运动发生的重要诱因。
一、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言说行为实行政治化规约的必然性
（一）实现大跃进经济与文艺“良性”互动的现实诉求
毛泽东曾用“一穷二白”来形容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形势,“‘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1］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几千年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基础之上，在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的剧烈影响下，逐步探索着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道路。于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胜利，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这种良好势头的鼓舞下，中国共产党在1958年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且号召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超英赶美”。于是,一场一味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大跃进运动”就被轻率地发动了。搞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必然需要大量充满豪情壮志的进行曲来呐喊助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激发了中国人民诗歌创作的豪情，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也需要有与之相关的艺术表现，所有这些都直接诱发了“新民歌”创作活动的衍生与开展。据天鹰在《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一书中所描述的：“新民歌”创作活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举办各种赛诗会、民歌演唱会、诗歌展览会、诗擂台、诗街会等，以口头演唱、诵读为主。二是开辟诗歌园地，名目有诗棚、诗亭、诗窗、诗栏、诗碑、口头山歌牌、献诗台等等。三是成立各种组织，许多地方都召开了群众创作大会、文艺跃进大会、民间歌手大会等，成立各种“民歌创作组”。可见当时的“新民歌”创作已经成为一个由领导部门发动、组织的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2］40。伟大的劳动需要用不寻常的艺术加以表达，借助于“新民歌”的喧嚣鼓噪，全民族的非理性热情极度狂躁与膨胀，理想成为胡思乱想，并且用来代替对现实的描绘，使得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开展得异常迅速，“放卫星”式的浮夸表演一幕幕上演，真正实现了经济与文艺二者在大跃进运动过程中异常和谐的“良性”互动。
（二）填补对知识分子的斗争给文学园地带来的荒芜，进一步弱化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
任何性质的运动都有其发生的内在历史逻辑。大跃进民歌运动的发生以及与它有直接历史承袭关系的一系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与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被动性改变休戚相关。1956年中宣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为中国文学带来了空前的自由和活跃气氛。在这种相对宽松的文学环境之下，一些不满于主流意识形态“一元化”文学言说规范、勇于突破种种文学樊篱去探索和追求文学独立性的知识分子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些被意识形态话语所不能容忍的被视为“毒草”的文学作品,对新中国建国以来刚刚确立的文艺规范产生了相当大的威胁，这就为接踵而至的反右派斗争中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埋下了隐患。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全国有55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往改造之途，刚刚繁荣起来的文学园地重新被强烈的政治空气笼罩，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作家纷纷倒下，文学创作进一步萎缩。在这个社会生活泛政治化的年代，政治权威必然需要选择一种有效的方式迅速填补反右斗争给文坛带来的荒芜。于是以“新民歌”为载体的“大跃进民歌运动”闪亮登场，在文艺大跃进中成功完成再造文学繁荣的使命并将其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新中国建国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的领导方式总体来说以批判和斗争为主，试图把不同作家的艺术个性纳入同一框架中。每一次批判运动都是以摧毁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为目的而展开的。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文艺运动与事件之后，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艺术个性加以扼杀，噤若寒蝉，心悦诚服接受或者困惑地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对他们的要求，偶尔有微弱的不平的声音也会被很快地平息下去，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崩溃及其文化人格的变迁。他们只在被许可的范围之内发出一些无关痛痒的呻吟。在知识分子的声音再也高涨不起来的时候，人民大众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促使下一跃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大军，一首首紧跟形势的理想主义颂歌迅速被创造出来，这种史无前例的激进的造诗场面在中国大地上随处可见。
（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
1.毛泽东人民史观影响下的文化创造观的现实反映。毛泽东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人民史观的形成是一个时间跨度较大的历史过程，本文不详加论述。但是他的这种哲学价值取向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化创造观以及对文化创造主体的认识。他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创造主体永远是人民群众而非精英阶层。但是在旧时代，人民群众创造的权利被统治阶级剥夺了，只有在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民歌中才存在着他们的声音。然而在这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的时代里，他们当然也应该是文化特别是诗歌创造的主人和主体［3］142。可以说，1958年的大跃进民歌运动是在毛泽东个人主观意志影响下发生和发展的，它将人民大众推入曾经一度属于作家文人进行文学创作的领地，无限夸大其主人翁意识进行违背文学创作规律但是契合社会政治经济诉求的“新民歌”创作，虽然其中不乏表达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感情的真实之作，但大多还是缺乏审美需求、空洞无味的政治口号。
2.在古典＋民歌形式的基础上解决新诗发展道路问题的必然选择。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致力于构建新型的工农兵文学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他们从未试图放弃解救五四以来深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之下的中国文学。于是当1958年经济大跃进向文艺提出的诉求与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盲目高涨的热情相契合之后产生的为工农业大跃进摇旗呐喊的“新民歌”一旦诞生，立即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重新审视了新诗的发展形式和道路问题，并在1958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古典+民歌”的诗歌发展方向的命题。他主张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产生一种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的新的诗歌体［4］。新诗的形式要和民族传统统一起来，而中国诗歌的民族传统，就形式而言就是五七言格律体，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民歌也是采取五七言格律体写的，因此新诗形式接受民族传统的问题不仅要和古典诗歌挂钩，更要和民歌挂钩。这种形式的新诗才是毛泽东理想中的新诗，也就是“新民歌”。如果按诗歌产生和发展的情况来看，在古典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是符合诗歌发展规律的。对于古典来说，必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于民歌而言，必须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否则也无法生长出新诗来。但是在当时疯狂飙进的大跃进运动中对浮夸现象进行无限制的浪漫主义夸大，以及在政治话语规约下的现实主义的变形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之下，这种具有民族形式的新的诗歌体并没有成为新诗健康发展的起点，反而把它进一步推向大跃进民歌运动这一史无前例的造诗运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