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拓新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由其继承者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恩格斯早就有言：“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深有感触地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我认为，其中“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观的问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主要是社会主义实践问题或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道路即方法论问题。这两个问题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但不能把二者相混淆，说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个问题。合而言之，就是关于社会主义观及其方法论的问题。邓小平这一论断，不仅是回应恩格斯当年的告诫，而且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正是出于对这一时代总课题的深切关注，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李屏南教授以刻苦自励的“十年磨一剑”精神，以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及其中国化研究”为契机，撰写出具有拓新意义的二十五万余字的学术力作《选择与创新：科学社会主义观在中国》，于2006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诚如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中央党校原科社教研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原政治学学科组成员、博士生导师赵曜教授在该著《序》中所说，这本书“是作者长期科研的结晶，观点明确，思路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认识上有高度，理论上有深度，知识上有厚度……总结起来说，这是一部经过潜心研究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理论著作。”
一、专题论述，系统深入
可以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自己的重大课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解决了它，就能把人类历史向前大大推进一步。从19世纪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特别是20世纪初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至今，我们时代的总课题就是社会主义。该著作者认为，科学社会主义观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客观事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认识和看法，它所要阐发的实质性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创新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巨大贡献，这就是该著的主题。基于这样宏大的论题，作者不是不分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始终紧扣科学社会主义观如何在中国传播、选择和发展、创新这条时间流程主线来展开，把它分为五个专题予以系统深入的论述。这五个专题分别是：诞生与发展，它是本书主题的理论前提；传播与选择，它是本书主题的历史前提；认识与探索，它是本书主题的实践前提；反思与创新，它是本书主题的具体展开；结论与启示，它是本书主题的升华。从逻辑的进程看，这五个专题一环扣一环，彼此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共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而且就每一个专题自身而言，它们往往能够自成系统。例如，在论述“传播与选择”这一专题时，该著主要写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观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以及先进分子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如何选择和实践的，从而也就为本书主题奠定了历史前提。具体言之，作者围绕科学社会主义观这个主题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整个选择过程完整而又富有新意地梳理出来了，并没有把它简单地写成一部中国革命史，而是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观在中国的传播和第一次选择是多么艰难而复杂的，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链条上的成功的第一环是如何曲折而取得的。作者认为，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然一环，从中国国情出发而把旧民主主义革命及时地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条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这一结果，其实也是通过与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反复斗争才得来的一种正确选择。这种自成系统而深入的论述，在其他各专题论述中也很明显。
二、史料翔实，持论有据
大凡史论结合的政治理论学术著作，一般都会涉及到历史资料与理论阐述的关系问题，“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即或观其史科、或密察其理论，疏密错落、隐然条贯。在这里，该著在史料翔实、持论有据方面，也是颇有特色的。
比如，本书认为在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到社会主义建立之前，这一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社会，是上篇与下篇的过渡时期，指出我党在上、下篇的转变上是成功的，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渡时期学说，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造道路，并具体概括为“三个表现”：表现在对我国社会当时所处的方位上的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表现在对当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上基本上是正确的，表现在对农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的政策与步骤上基本是正确的。而且使用了不少数据和事实材料以作论据。最后得出，我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该说是最具特色的成功。其根据有二：一是定性正确，即对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党和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就是说认为他们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有两重性，新中国成立后也具有两重性，所以选择了和平改造途径；二是政策正确，即他们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主要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与和平赎买的政策。又如，从1956年到1976年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长期探索的时期。本著以大量翔实史料为依据，认为20年间的探索大体可分为八大前后、1958－1960年、1961－1965年、1966－1976年等四个阶段，对这一段艰辛而且曲折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其中的正面经验主要表现在提出了一些符合国情的创新思想，即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方面关系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还提出了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方面的一些有益的思考，诸如此类新思想成果的取得，为后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行改革开放战略提供了非常好而直接的借鉴。但是，应该指出，由于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党和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出现了严重失误，尤其是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严重错误而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悲剧。于是，该著作者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就这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是以付出高昂学费为代价的话，那么它得到的经验教训却是十分宝贵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挫，很可能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