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放弃
作者简介：李德复，湖南新邵人。现任《真情》和《爱情婚姻家庭》杂志社编委主任、编审。一九六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一、丁玲“一本书主义”在我身上的效应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后，到一九五八年春，我有一段相对稳定、甚至相对辉煌的日子，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却在我生活中打下了带点“喜气”的印记。
我难得有“喜气”，“喜”从何而来？这得联系丁玲前辈的“一本书主义”。应该说，我是比较喜欢丁玲作品的，除了她的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外，我还读过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母亲》、《在医院里》、《我在霞村的时候》等。我欣赏她的叛逆，她的尖锐，以及她书中毫无遮盖的真实。而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学讲习所的一次给各省学员的讲话，让我牢记了一辈子。
那是在讲习所的课堂上，一次，她向听课的学员们发问：“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叫智利，大家知道吗？”
学员们异口同声回答：“知道。”
丁玲继续问：“智利的总统是谁？”
学员们相互望望，答不出来。
“那世界上有一个人叫聂鲁达，知道吗？”丁玲又问。
“知道。他是智利的著名诗人，也是世界的著名诗人。”学员们齐声说。
丁玲由此引导：“明白了吧？智利总统和聂鲁达同是智利人，可智利总统的名字，人们不一定知道，而聂鲁达因诗写得好，文章写得漂亮，世界各地的人大都知道。他的名气远比总统的名气大。所以，我希望大家刻苦学习，写出好作品来。只要写出一本好书，就可以屹立于文学史，经得起历史考验，亦会走出省界、飞出国门，名扬世界……”
我这个回忆不一定准确，是那个年代在文学界盛传的，几乎对每一个学习写作的文艺青年都起到了鼓励向上的作用。但谁知丁玲的这个“一本书主义”在反右运动中成了“大毒草”，在许多报刊上点名批判她——这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利用文学反党”……等等。当时，我表面上不敢说，可心里认为丁玲没有错，这怎么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呢？！毛主席还写诗表扬过丁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事实是，世界上的确有很多很多国家的总统、皇帝的名字我们不知道，而他们国家的著名作家、诗人我们却知道。比如大家都晓得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天才莎士比亚,以及他脍炙人口的四大悲剧之一《哈姆雷特》，可他所处时代的英王到底是谁？不翻英国历史，就很难一口说出；再如我们知道意大利伟大作家但丁和他的名著《神曲》、《新生》等，但他那个时代的国家统治者是哪位？恐怕也得翻翻十二世纪与十三世纪的欧洲史。至于毛主席，他的丰功伟绩，他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早已名震寰球，丁玲怎么可能借聂鲁达去贬低伟大领袖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故那个时候，我心里还是装着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并按照“一本书主义”的呼唤、教导去努力：即一个文学青年必须像丁玲那样深入土改生活，否则写不出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必须像丁玲那样——从年轻时候起，就发愤读书，发愤写作，否则就不可能具备精品意识，写出震撼时代的作品来……我还勉励自己：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不想当作家的文学青年，就没资格称自己是“文学爱好者”。另外，在自己灵魂深处，还有个自私的、阴暗的想法——像我这样一个出身极坏的人，欲翻身，想出人头地，必须按自己现有的条件，结合现实，力争从石头缝里冒出一棵草，不，是一朵花来，且是一朵鲜艳的花，人见人爱的香花！唯如此，我这个黑身子，才能戴上红顶子，和出身好的人慢慢混在一起。
那自己现有的条件和优势是什么呢？我自认为是李氏祖宗给我的人文细胞：喜欢读杂书，爱好耍笔杆——对我来讲，完全是兴趣使然，大约自己九岁时就萌发了：我记得在湖南邵阳老家花亭子有个书楼，是前清举人祖父和留学美国的父亲及其同辈兄妹讲学、习文处，里面除藏有四书五经及各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书籍外，还有《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等等。这些书，不仅使我着迷，更促我产生编故事的“玩”法。我就胡思乱想：有这个“扫北”，那个“征西”……为什么恰恰没有“扫南”的人物？于是我模仿上述演义的写作手法，编造了一本《李勇扫南》，还故意拿着手抄本问我的小学伙伴：你们读过我家的《李勇扫南》么？过瘾得很呀！居然骗过不少小读者。
到读初中时，我深受巴金《家》的影响，于是在上课之余，常常情不自禁地给伯父、伯母、堂兄、堂嫂以及周围的长辈、同辈、晚辈，还有隔壁的农户“画像”，把我平常对他们的印象，用速写方式一人写了一个小传：我把伯父写成个假圣人，说他令子侄戒酒而自己每顿都要来两盅；说他表面对讨米的叫花子不错，一次施舍一小茶杯米，可对佃户交租很少让步，算盘子扣得紧；又对他不许我看闲书和天天逼我背八股文大发了一顿牢骚。谁知，这个《伯父小传》被伯父发现，硬把我拖到“天地君亲师”的神坛前打了一顿板子，治了我一个“不孝”的罪名；我还给我家佃户的一个女儿写了小传，但没照实写，是模仿《家》中鸣凤虚构的。其实她完全不像鸣凤，据说后来攀上一个阔佬当太太了。
在学校时，我非常讨厌数学，一见数学就头疼，但不能不形式主义地做两题，或抄同学已做好的答案。一有空，我就拿张大白纸编报，内容完全模仿三十年代文艺作品反映的东西——“反封建”、“婚姻自主”、“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以及学校出现的各种“笑料”。尽管当时自己年幼，对这些东西一知半解，但还是津津有味地编，甚至大胆地贴到学校的布告栏里。当我看到许多同学围看我那张“小报”时，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但是，大祸马上临头了。一次，我在自编的小报上描写了一下训导主任，说他的眼睛有两道光，一道光是看学生的，一道光是看校长的。就因为这两道光，我差一点被开除学籍。训导主任说：“我是看你伯父的面子，饶了你！”十四岁的我，第一次尝到了“文字罪”的味道。
不久，我回到了在天津工作的父母身边，在一个“贵族”式的工商学院附中读书，也经常按捺不住地写点“工商附中花絮”、“湖南的中学生”……在当时《新昧报》、《力报》的报屁股上发些小豆腐块，自以为了不得而洋洋得意。
再就是解放后在教育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写的一些不成气的“作品”，有的还在不知不觉中挨了批。唯一成气的一篇就是在襄阳农校谷书记支持下写的、登在《湖北日报》上的小说《谁是第一》。这一切使我悟出个道理：我可以利用我的人文细胞写作品成名，但一定要在党领导下去写，具体讲，就是要在本单位党组织一把手指导下去写，写好了，荣誉归领导培养有方；写坏了，自己头上有把保护伞，有单位帮你顶着。这可是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写作法宝啊，加上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被内定为“中右”，还以为自己在“反右”中表现不错，就精心策划自我的写作计划了。
这计划，我一方面按丁玲“一本书主义”的教导：要细读名著，深入生活，打造精品；另一方面，我从李凖一九五三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中得到新启示，那就是所写的文艺作品定要紧跟党中央，为政治服务，而且要跟得巧妙，艺术化，不露痕迹，使读者读了，感到党中央的号召、政策与下面群众的心愿是完全一致的，丝丝入扣的。《不能走那条路》不就是这样写的么：土地改革后，土地回了老家，之后却出现了问题，如小说中描写的张栓，做小买卖，亏了本，负了债，便想卖掉自己的土地，拿一部分钱还债，留一部分钱继续做买卖，急欲把亏了的本捞回来。而小说中另一个农民宋老定，土改后富裕了，存了钱，就想买下张栓的地，为后代置个产业。但宋老定的儿子东山是个共产党员、干部，便劝父亲不仅不要这么做，还应拿钱帮助张栓解决困难，以避免两极分化。父子俩经过回忆对比，深感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宋老定就放弃了买地，诚心地帮助张栓，与张栓一起自觉地走上互助合作的康庄大道。李凖运用几个生动的情节和细节，圆满地完成了“农民不能单干，不能只顾自己发家致富，必须走互助合作道路”的主题，这恰恰符合当时党中央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讲了：“……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中心。”而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也于此时——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在《河南日报》上发表，中间只相差五个月，非常及时地为政治服了务。故此文一问世，各地三十八家报刊立刻转载，不仅演了话剧，许多省还将它改成地方戏演出，霎时红遍了全国。我就想，李凖这个写作办法，这个“一篇小说主义”，我是不是可以模仿试一试呢？李凖由于这篇小说，誉满文坛；我能否也走这条出名的道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