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人的朝圣之旅
流浪对于人类而言是一种永恒的生存方式，无论在精神层面讲，还是从行为层面论。而对于诗人而言，流浪锻造了他们，成就了他们，当然也可能“毁了”他们，这是诗人的宿命。艾青的流浪是从离开金华那个美丽的村庄开始的。从杭州到巴黎，从马赛到上海，从苏州反省院到武汉，从临汾到西安，从衡山到桂林，从新宁到重庆，然后化妆离渝到延安。从张家口到北京，从北大荒完达山到新疆石河子……艾青的“跋涉”是那样的迷人，又是何等的悲壮。
流寓新疆对艾青意味着什么？对新疆又意味着什么？艾青的流寓经历对我们思考那些和艾青有着一样“模式化旅行”的同路人，又有哪些思考与启示？
一、何为流寓：新疆流寓作家的界定
《辞海》释“流寓”云：“寄居在异乡”寄居异乡当然是人口流动的结果，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在完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期，同样存在着移民活动，但今天了解和研究却是非常困难的”。
虽然我们追溯那段“没有文字记载的时期”的人口流动情况已经变得比较困难，但从中华文明的文字信史中，我们可以初步判断：战争、天灾、瘟疫、政治等应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大范围的人口流动必然产生族群和个体的独特生命体验和文化冲击，而流寓者便是人口迁移中比较独特的一部分。那么如何界定这一部分流寓者呢？
笔者认为流寓者应指成年人在离开故土后，寄居他乡，若干年后又返回故乡或某一固定寓所的一类人。也就是说，流寓者必须具备四个要件：一、成年人，有自主的意识；二、离开故土寄居他乡；三、在他乡不是短暂停留，而是停留若干年；四、返回故乡或某一固定寓所。如果具备了以上四个要件，同时他在故乡时或流寓地时又是一个作家，那么我们可以把其界定为流寓作家；一般而言，流寓作家又多是流寓地对离开本地的流寓者的一个特殊称谓。历史上的很多诗人、文学家被后人追称为“流寓作家”，像屈原之于边江，李白之于秋浦，柳宗元之于永州，苏轼之于黄州……
纪晓岚、艾青、王蒙便是典型的新疆流寓作家，除了具备以上要件之外，新疆流寓作家还有以下典型特征：一、多因政治原因获罪被流放新疆；二、流寓期间感受到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同时，更遭遇了精神和物质的苦难折磨；三、新疆的流寓经历对他们的人生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流寓作家所经历和遭受的均是特定时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艾青也不例外。只是，艾青在新疆所经历的“旅程”对他那一代人而言更具有代表性。
二、何为朝圣之旅：“想象的模式化”与“经历的模式化”
笔者把艾青流寓新疆的经历解读为“一个诗人的朝圣之旅”。这是借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中的概念。安德森用两种（宗教朝圣与世俗的朝圣）朝圣之旅来解释民族主义的起源问题。他说：“就我们此处讨论的目的而言，模式化的旅行是朝圣。”在这里安德森所用的“朝圣”的概念，诚如他所言维克多·特纳曾有过深刻的论述；不错，安德森确实受到了特纳仪式理论的启发。他对宗教朝圣的论述也明显受到了特纳《基督教文化中的想象与朝圣：人类学透视》的影响。1973年，特纳的《远处的中心：圣徒的目标》一文，从人类学的视野提出了“中心”（Center）、“朝圣”、“远处的中心”（Center-there）、“边缘和其他”（Periphery and Other）等一系列概念。笔者推断这些概念对安德森分析宗教朝圣对民族主义的讨论是极有吸引力的。
安德森对殖民地民众的朝圣之旅和殖民地欧裔官员的世俗朝圣的想象和讨论，对笔者分析艾青作为“大右派”在新疆的“模式化之旅”是有启示的。本文所借用“朝圣之旅”的概念主要关注的是“模式化之旅”的问题。首先，民众和艾青的友人对其在新疆的“模式化之旅”有一个想象，而且这种想象是非常丰富的；其次，对艾青本人而言，对即将面临的“模式化之旅”是有自己的想象认知的，但当他真切经历这种“模式化之旅”之后又会有新的思考，或许正是这种“模式化之旅”之中的沉淀与思考激发了一个新时期的“归来者”；最后，正是在这种“想象的模式化”和“经历的模式化”的交互朝圣之中，成就了我们所熟悉又陌生的流寓作家艾青。
三、诗人的朝圣：新疆的“模式化之旅”
艾青在新疆留下的文献资料记载较少，想全面、客观地描述其在新疆的“模式化之旅”存在难度。笔者在多方查阅档案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档案。笔者从一份写于1961年的《关于艾青在我师一年来的一些情况》汇报材料中受到启发，试图从当年草拟这份呈报给兵团和中央的汇报者的角度，“复原”或描述艾青在新疆的“模式化之旅”。也就是说，本部分将从“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等方面”三个大层面来论述诗人的模式化朝圣之旅。
1.思想
要想从“思想”方面来描述艾青在新疆的“模式化之旅”，我们必须要追溯艾青思想演变的历程。早期的艾青从巴黎留学归来，怀着满腔热血誓要吹着“芦笛”摧毁中国的“巴士底狱”，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我们看到了痛刺黑暗、讴歌“太阳”的深沉、激荡的诗歌；走向延安入党后的艾青，或许应该也是怀着这样的思想来讴歌祖国和人民；但这种歌咏到了反右以后，发生了变化。显然“思想”着的艾青不知道如何歌咏了，文学史里大多把艾青这段不知如何歌咏的时期称为“沉默的二十年”。但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说法，艾青和很多个“艾青”一样，他们都没“沉默”而是“思想”着，尽管这种“思想”着的外在表现是一种模式化的“思想改造”过程。因此，梳理这段模式化的“思想改造”过程或许才是我们深入了解诗人心灵的正确途径。
根据胡世宗在《我忆艾青》中的描述：
他1957年承认了自己是“右派”，并且签了字。回到家，爱人问他：“你是右派吗？”他答：“我不是。”爱人问：“你不承认右派，为什么要签字？”艾青说：“你讲得多漂亮啊！不签字的就是极右派，第四类处理！”
从这段描述里，我们看到了艾青“思想”变化的起点——开始深入思考延安以来他所歌咏的时代和人民。凝望着完达山、注视着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艾青动摇了吗？笔者更愿意把这种凝望与注视理解为“矛盾纠结中的忠实”。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份《关于艾青在我师一年来的一些情况》中组织对艾青的认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