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理解中国－东盟政治关系的变化看，中国－东盟政治关系的发展状况与中国人民寻求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推进小康乃至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相适应。由此。进一步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深化中国－东盟政治合作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关系；中国－东盟
[作者简介]肖安宝，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元晋秋，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向硕士生，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09－0061－04
中国和东盟各国毗邻相处。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60年来，双方关系呈现出和平共处关系的建立与交恶、改善、互利基础上的发展与深化互信互利关系四个阶段性特征。这四个阶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一对应。
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东盟政治关系的建立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新中国建立后，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共产党人制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进而，在中共八大上，初步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强调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基于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新中国采取了“站在社会主义一边”、“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另起炉灶”等外交政策——突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应该彻底地肃清，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则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恩来总理于1954年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同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一原则在万隆会议上得以确认。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也成为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个国家中的两个。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从东南一线威胁中国安全：苏联表现出极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从北线威胁中国安全。于是，中国决定“两条线”——既反美又反苏的外交战略。但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暴露出来的弊端的错误认识，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国内，混淆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用简单粗暴的形式对待不同观念、不同群体，给经济社会建设带来巨大的破坏；在国际上，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看做“非敌即友”，宣扬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图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作为普遍真理向各国革命者强行推广。可这一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南亚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即东南亚各资产阶级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本地区的内部事务和镇压本地区内的共产主义势力。由此，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之间由和平共处转入交恶状态。
阶级斗争扩大化实质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并以之构成一个框架，政策制定者在这个框架内处,理特定的问题，公众也在这个框架里去理解这些问题，即“通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铁路上的转撤器一般，规定了轨道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动”。而这一框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66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也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不断地深化对国情的认识，研究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确定相应的战略策略，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这正是，“要真正的、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中国构筑“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总战略，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这表明中国已将外交战略的意识形态因素退居次要地位，将国家安全利益提升居于首要地位；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包括东盟)，积极开展活动。
简言之，建国之初的30年，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在政治关系上经历的一些曲折，恰恰证明了中国在处理与东南亚各国政治关系上，应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是传统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二、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东盟政治关系发展
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阶级斗争扩大化不但没有推动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明显的提高。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而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不得不促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思考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当下处于社会主义何种阶段。邓小平认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在此阶段，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也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发展是硬道理”。以此为中轴，逐渐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已经形成某种均势，这种均势虽然极不稳定，但终究是一种均势”。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是因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最好方式。通过改革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避免市场经济的缺陷和消极方面的同时，促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邓小平理论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外交理念：一是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二是提出了“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理念和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途径。在一国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