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诉求与基本特点
一、当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主要流派有“深绿”思潮、“浅绿”思潮以及“红绿”思潮
“深绿”思潮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科学技术的运用，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缺陷在于把其他存在物的价值归结为能否满足人类的主观需要，这种“主观价值论”和“工具价值论”否定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其结果是把道德关怀的范围限定在人与人之间，由此造成人类对自然的滥用。“浅绿”思潮强调不仅任何物种都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而且人类的利益是生态运动的基础和内在动力，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并没有错，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类看作宇宙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实际上是将人类中心主义变成“人类专制主义”，导致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紧张。“深绿”和“浅绿”思潮虽然具体理论观点存在分歧和对立，但它们都是撇开制度和生产方式维度而拘泥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主张在不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情况下，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在理论上坚持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在客观上为资本推卸了全球生态治理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价值立场上属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
“红绿”思潮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两大流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探索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之道，最终形成了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有机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有机马克思主义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强调正是现代性价值体系形成了经济主义发展观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既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也造成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由此，他们提出通过以“共同体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有机教育，代替现代性价值体系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并改变不公平的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文明的本质具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都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学。
二、由于“深绿”“浅绿”和“红绿”思潮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因而，它们对生态文明本质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深绿”思潮立足于后现代主义价值立场，坚持“地球优先论”，把人类看作地球生态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认为正是人类把自身价值凌驾于地球共同体的其他存在物之上，并根据自身利益和愿望利用和改造自然界，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因此，生态文明的建设途径就是拒斥经济增长、拒绝技术革新与运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对立起来，保护的是与人类实践无关的“荒野”。
“浅绿”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立足于现代主义的价值立场理解生态文明的本质，只不过“浅绿”思潮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具有解决生态危机的潜力，也不认为生态运动可以脱离代表人类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只要建立在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通过技术革新和建立在严格环境政策上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他们眼中的生态文明本质上是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条件为目的的环境保护。
“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强调要用“共同体价值观”代替“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以“共同体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有机教育是解决生态危机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把生态文明理解为排斥现代技术的农庄经济，认为中国传统的农庄经济代表了生态文明的未来和希望，其实质就是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生态文明不是对工业文明的全盘否定，而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哲学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和经济发展观三个方面。
从全球环境治理方面看，强化全球环境治理成为人类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如何分担责任和义务，却成为当代国际政治和生态治理争论的焦点问题。厘清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和义务是当代全球环境治理顺利展开的必要前提。对此，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在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和义务问题上，应遵循“共同而又有差别”的原则。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是当代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当代全球生态治理中应当负有主要责任，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境治理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补偿。
从后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看，后发国家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解决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就意味着后发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起到一种发展观的作用，并有利于后发国家捍卫自身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在围绕当代全球环境治理的争论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把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后发国家的发展，对后发国家的生态资源利用其掌控的国际分工体系进行掠夺和剥削，严重侵害了后发国家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同时，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全球化这一大的背景中展开的，也应当承担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也就是说，后发国家应当在追求民族国家利益的同时，捍卫人类整体利益，使自身发展不损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把追求民族国家和人类的整体利益作为生态文明的道德追求，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应当起到引导人们实践行为的境界论的作用。总的看，后发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是以实现“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作为发展观和境界论有机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
（王宁摘自《光明日报》2016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