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志与美国人类学理论的历史演变
[摘要]美国人类学研究旨趣的转变及其理论的推陈出新与美国国家意志的变迁息息相关。美国独立建国后为拓展疆域、增强国力所发动的西进运动，激发了社会各界对印第安人的调查和研究热潮，引发了种族论和进化论长达百余年的争论。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为化解国内的种族歧视和排外主义情绪，加强社会建设所组织的社会调查，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生成和发展。二战后，美国的冷战政策和反共氛围迫使新进化论者隐晦化其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学术思想，理论流派的发展受到遏制。与此同时，美国为推行霸权主义大力扶持针对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研究，并因此间接催生了注重“文化路线”的象征主义。
[关键词]美国；国家意志；人类学；理论演变
[作者]周典恩，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主任、副教授，拉美研究所族群研究室主任。合肥，23060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4）06-0059-008
人类学是近代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的殖民扩张而兴起的一门以调查和研究非西方社会文化为己任的新学科。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人类学的研究旨趣与理论演变也始终同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情境密切相关。然而，中国人类学界在引介和运用西方人类学理论时往往忽视了其产生的知识背景，结果不仅造成了对理论的片面理解，而且抑制了本土人类学理论的创新。鉴于此，笔者将历时地对美国人类学理论的发展作粗略梳理，展现其与美国国家意志的互动关系，以增强学界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促进中国人类学者的理论创新意识。
美国人类学的兴起源于独立战争后联邦政府为拓展疆域，增强国力和构建国家认同而发动的西进运动中对印第安人的调查研究。其后，随着美国的国家意志从建国初期的西进扩张转变为20世纪初的社会建设，再到二战后的冷战与霸权主义，美国的主流人类学理论也相应地从种族论与进化论并驾齐驱，次第过渡为文化相对主义、新进化论和象征主义。美国人类学研究旨趣的转变及其理论的推陈出新与美国国家意志的变迁息息相关。
一、西进运动中的种族论与进化论之争
1783年，美国脱离英国殖民统治，正式成为独立而自由的国家。其疆域东起大西洋沿岸，西止密西西比河，北接五大湖区，南至佛罗里达。独立建国初期的美国面临内外交困的窘境。一方面，欧洲的英、法、西班牙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对新兴的美国虎视眈眈，而且对其满怀鄙视心理。当时在欧洲流行一种理论，认为新大陆因地质年代较晚，自然环境要比旧大陆缺乏活跃性。相对于亚欧大陆，美洲的山岭更为险峻，交通更为闭塞，动物更为低级，甚至从欧洲引进的家畜都变得更小。自然环境的“懒性”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发展成为文明国家。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多数欧洲国家拒绝为美国提供经济援助，甚至拒不承认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内部因长期遭受战火蹂躏，满目疮痍、物价飞涨，经济濒临崩溃。在此情势之下，如何构建国家，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是美国联邦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西进扩张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方法。
19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通过购买和战争等手段相继从法国、西班牙和墨西哥手中获得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等地，版图迅猛扩展数倍。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积极号召和鼓励民众向西部移民，垦殖开发。在国家西进扩张意志的激励下，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接踵越过密西西比河，涌入广袤的西部平原拓垦荒地，开采矿藏，兴建城镇。然而，西进运动虽富有成效地刺激了美国经济，拓展了版图，但却产生了新的问题。西部的草原和山麓自古以来是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狩猎场所，他们对白人的入侵极为反感，报之以顽强抵抗；而白人则视印第安人为阻碍其拓殖土地的野蛮人，对他们进行残酷杀戮，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在西进运动中如何处置印第安人是美国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为了解决印第安人问题，推进西进运动，美国政府多次派遣探险家去西部探索生态环境，调查印第安人的风土人情。例如，1803年，在购得路易斯安那后不久，时任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就派遣了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去探索这块新领土，要求他们获取所遇到的每个印第安部落的民族信息，包括历史、宗教、生计、娱乐、衣着、风俗、观念等。再如，1869年，美国国会委托探险家卫斯理·鲍威尔（Wesley Powell）对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印第安部落进行调查。鲍威尔招募了数个曾在美国中西部生活过的人作为探险队成员，这些人先前的职业也各不相同，有勘测员、艺术家、外科医生、军官、农民、记者、铁匠、中学教师、传教士、律师等。探险队重点对印第安人的语言词汇进行采集和分类，同时收集了大量的艺术和工艺品。除了美国政府组织的社会调查外，如火如荼的西进运动也激发了“美国民族学学会”（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和“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等学术机构，以及其他社会人士对印第安部落的兴趣。他们分赴各地，对印第安人的亲属结构、宗教信仰、生计模式等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美国的人类学研究也由此而开始兴起。
当时，对于印第安人与白人是否属于同一种族？印第安人的民族文化与政治组织是处于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还是印第安人的生物特征注定了其社会与文化的低劣？印第安人能否习得白人的文明而逐渐融入美国社会等问题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印第安人与白人属于不同的种族。美国著名的颅相学者查尔斯·考德威尔（Charles Caldwell）认为，头脑是由决定个人性情、思维与行为的组织所构成，这些组织功能的强弱由颅骨是否突出所决定。每个种族的文化特征都可通过其颅骨的形状来判断。美国印第安人研究的权威人士塞缪尔·莫顿（Samuel Moron）在考德威尔种族理论的基础上对已进入“文明社会”的白人和从事农业生产，处于“半文明”状态的墨西哥印第安人，以及依然以狩猎为生、处于“野蛮”状态的北美印第安人做了比较研究，发现三者颅骨和脑容量的大小呈递减态势。他由此断言，种族风俗习惯的不同是先天生成，而非后天习得。美国印第安人未能形成文明社会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太小，缺乏心智能力。曾是美国印第安政策主要制定者的刘易斯·卡斯（Lewis Cass）认为，印第安人的体质和心智均无法改变，他们既自己缺乏创造文明的能力，也拒绝向别人学习。既然印第安人是天生次等、心智低级的种族，那么白人从他们手中夺取土地理所当然，因为“天生高贵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注定能够给美洲大陆带来精致的管理和繁荣的经济”。再者，印第安人对其狩猎场所实际上并无土地所有权，因为他们的狩猎与游牧活动没有对土地产生任何影响。换言之，他们并未为土地付出任何劳动。相反，白人农民通过艰辛劳作将荒芜的土地开垦成农田，自然对其拥有所有权。故而，采用强制手段将印第安人从原本就不属于他们所有的土地上赶走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