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资本主义国家：杰索普的方法、框架和范畴
摘 要：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杰索普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综合性研究范式和理论分析。通过生态系统与经济统治、结构耦合与策略国家、调节方式与治理模式、时空定位与尺度秩序等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概述杰索普国家理论的方法、框架和范畴。杰索普以问题为导向、结合“前学科”与“后学科”方法的国家理论，对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杰索普；生态统治；策略国家；治理模式；空间尺度
作者简介：何子英（1981-），湖南郴州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国家理论、治理理论、政治经济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马克思国家学说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研究”，项目编号：05JJD710134
中图分类号：B561.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7504（2007）04-00３９-07收稿日期：2007-01-15
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发展动力、历史轨迹和未来命运如何？围绕这些问题，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不同的分析方法、框架和范畴，如普兰查斯、密里本德关注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和阶级斗争，资本逻辑学派关注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推导国家的形式与功能，拉克劳和墨菲关注领导权斗争和意识形态。由于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包括文化）割裂开来进行单独考察，这些理论的发展潜力受到制约，而且常常因阶级还原主义、经济还原主义或政治至上主义而受到质疑。相比之下，当代英国著名学者鲍伯·杰索普（Bob Jessop）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家理论的深入研究和阐发，并以问题导向的“后学科”研究方式积极借鉴和整合社会科学新理论，如制度主义、演化经济学、调节理论、治理理论等，从而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成为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杰索普不仅把政体、经济、意识形态的独立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而且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上都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
本文拟就杰索普理解和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方法、框架和范畴，对杰索普的国家理论进行一个概述。在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生态系统的基础上，杰索普肯定了国家这个政治系统的策略协调和策略干预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和演化的重要作用。系统结构、国家内外部社会力量的斗争共同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策略选择。作为一个重要的超经济因素，资本主义国家发挥着调节与治理资本主义的功能。资本主义国家的策略选择、调节方式与治理模式的形成，受到具体历史阶段的时空定位以及经济、政治的空间组织尺度的规定和限制。在特定的时空定位和空间尺度下，积累策略、政治策略、领导权方案、调节方式、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形成，共同塑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特形式与功能。
一、生态系统与经济统治
理解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必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总体特征。杰索普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包含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文化等具有自我指涉性、独特运行逻辑、自我演化能力和“元编码”的自组织系统，“这些系统会自我维系、自我组织和自我再生产……但它们的共存和共同演化有赖于彼此的相互依赖”[1](P217)。这些功能分化的系统就共同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系统，其中有一个会成为生态统治的系统。“生态统治”指称一个既定系统在一个自组织的生态系统中将其发展的逻辑印刻在其他系统的运行逻辑之中，并远远超过其他系统将其自身逻辑强加于整个生态系统之上的能力。”[2](P25)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系统的生态统治。但是，在这种生态统治中，一个系统并不能单方面地将其意志强加给其他系统，每个自生成系统既自主运作，也依赖于其他系统的运作，甚至正常情况下的其他系统在异常环境中反而成为统治性的。因此，也就“意味着其他系统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并且也许是一个相对于经济系统的广泛自主性。”[3](P85)
在这个意义上，杰索普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解释传统。然而杰索普认为，经济决定只能在“财富在分配之前必须生产出来”的意义上坚持，如果认为经济基础或经济系统对上层建筑或其他系统起着一种决定作用，那将是错误的。“首先，所谓的经济基础明显地存在许多重要的超经济条件……其次，经济基础本身具有根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技术—经济方面的内容……第三，它不具有绝对的自主性，从而使它不能作为所谓的上层建筑现象的独一无二的原因而运转。第四，如果经济基础不能作为上层建筑‘无条件的原因’来运作，那么后者就不能当作是他治的”[3](P81-82)。他强调经济系统或经济基础常常包括了比狭义的经济概念更广泛的其他超经济因素，经济统治是多元决定的。由此，杰索普解除了生产力和技术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对于整个社会最终的决定作用，解除了经济系统对其他系统最终的决定作用，但并不排除经济系统的重要性：与其说经济系统具有对其他系统的最终决定性，还不如说经济系统在资本主义的生态系统中，因其独特的系统特性占据了生态统治的地位。
可以看到，杰索普受到卢曼系统论的影响。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差异。对卢曼而言，“系统A与系统B的成功交往不仅取决于A自身的选择性（选择那些使它有效的‘意义’），而且也取决于系统B的选择性。问题是系统A观察（或‘理解’）系统B的唯一路径只是通过A自身的选择性。B观察A也是如此。每个系统建构它与其他系统的关系，是把它或它们理解为有效的被排外于自身”[4](P30)。系统A可以通过选择而规避来自系统B对自身意义选择产生的风险，系统间交往的意义选择性使系统具有规避其他系统影响的可能性，这也就否认会有一个系统成为整个系统结构的统治性因素。而杰索普认为，生态系统中必然存在某个系统的生态统治，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除了巨大的复杂性和灵活性之外，还具有干扰其他亚系统的巨大能力，并向那些作为经济系统自身再生产的前提条件之亚系统提出巨大的功能要求”，并且可以通过策略理性发展“一个成功的领导权方案渗透到不同的功能亚系统、组织及其认同中，并且在它们可以纯粹自主运行到什么程度上设置了限制。在一个领导权秩序中，每一个功能亚系统将保持自身的‘规则’；但是系统的‘纲领’将解释更广泛的社会目标”[3](P335)。
由于解除了经济基础或经济系统对上层建筑或其他系统的最终决定作用，杰索普与其他经济统治的多元决定论者之间也因此表现出了较大差别。普兰查斯认为，整个结构决定于经济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经济在这个结构中总是起着统治作用。由占统治地位的结构构成的统一体意味着每种生产方式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方面或环节；但事实上经济之所以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因为经济让某一个环节起统治作用，而由经济掌握着起决定作用的环节的转换，这种转换是由于各个环节分散活动的结果”[5](P4-5)。例如，在古代的生产方式中，经济环节居于统治地位；在封建生产方式中，宗教的意识形态居于统治地位；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环节起着统治作用；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政治法律意识形态重新发挥统治功能。这些生产方式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发展的要求决定的。阿尔都塞也认为，由于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主导结构虽然是固定的，但结构中各矛盾的地位却在变化：主要矛盾变为次要矛盾，一种次要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6](P182)。所谓多元决定，也就是肯定具有复杂结构的总体中各种矛盾的并存及其相互作用。肯定主导性的矛盾并不等于排斥非主导性的矛盾，况且它们的地位可以相互转化。由此，阿尔都塞认为，在构成社会形态的三大要素中，并不是经济始终起第一位的决定作用，而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交替起第一位的作用。但是，阿尔都塞强调在社会形态中这种多元决定作用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因素。相比之下，尽管杰索普否认经济系统行使着最终或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这不仅解除了经济系统或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甚至也解除了“决定作用”本身，但他始终强调经济系统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生态统治作用、经济系统的运行逻辑是整个生态系统共同演化的动力，认为“经济变化会极大地改变系统和生活世界”[7](P562)。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又以一种很隐蔽的方式回到了经济决定的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