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传统政治的新角度
摘 要：赵鼎新著《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开辟了解读中国传统政治的新角度。本书有三大亮点：第一，检讨历史研究方法论。第二，为春秋战国的历史进行分期。第三，用大历史观分析中国政治史。该书的新方法、新视野必将为后来学者所借鉴。
关键词：《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赵鼎新；方法论；历史观
继《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之后，赵鼎新又推出一部力作《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赵鼎新是著名的社会学家，目前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最近十年来，赵教授在国内期刊、网络频频发表文章，宣讲他的国家·社会理论，对学界产生重大影响。赵鼎新对中国历史有浓厚的兴趣，正如序言中所言，“为了给自己多年来对历史的种种兴趣和思考有一个交代，我开始了一个以春秋——战国史为核心的中国历史研究计划”，本书表达的正是他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赵教授运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将国家·社会理论运用于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开辟了解读中国传统政治的新角度。
本书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地抛出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中华文明的历史与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相比会有上述诸多不同”，即导致中国形成儒法国家模式的原因是什么。作者清晰地给出了自己的观点：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国之间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正是在这类特殊的战争中所形成的竞争，促进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扩展，从而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推动社会演进的战争力量最终却为国家所驯服。在秦朝统一中国后的八十年中，中国逐步转型为一个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制帝国，而武官和商贾阶级则被推至社会权力格局的边缘。
以往的研究或是分析春秋战国时代社会演变的某个片面，或是没有观察到这一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而作者既要对春秋战国历史演变进程做出分析和解释，又要对帝制中国的政治特征做出一个统一的解释。作者对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简单做了批判性介绍，他指出这些理论虽富有洞见，但失之偏颇。如魏特夫运用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得出结论：兴建、管理和维护对于中国农业生产而言不可或缺的水利工程，促进了强大专制政府的形成和延续。赵鼎新认为，魏特夫的结论“倒因为果”，恰恰是强大的专制政府兴建了大型水利工程，这些大型水利工程进一步推动了战争的发展。
战争在这个历史阶段究竟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正如作者开篇指出的反复发生的非摧毁性的战争是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引擎，但它却不是塑造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力量。至此，作者正式提出了他对春秋战国史解释的两个总体性机制：一是反复发生的非摧毁性的战争。二是社会中的权力结构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在没开始正文表述之前，花费了大量的笔墨介绍所运用的方法论，这与一般国内著作的写作模式有所不同，堪称本书一大亮点。虽然运用的方法论不一定完美，但将其和盘托出，通过介绍和检讨足以使人对其写作有清晰地了解。而且这也会给读者以启发意义，后来者在写作时可以参照引申，使作品更加规范。
本书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对东周历史独特的分期法。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春秋战国时期。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在军事、政治和社会诸领域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者认为，传统的分期方法并不足以解释“隐藏在这些社会转型背后的机制”，所以必须提出一个能够真实反映这一时期社会转型特征的历史分期法。
作者提出关于东周史的三阶段分期说：霸主期（前770年～前546年）、转型期（前546年～前419年）和全民战争期（前419年～前221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标志着周王室势力衰颓和诸侯国力量的上升。这期间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它们之间的战争主要是掠夺经济资源，建立大国霸权，霸主期延续了西周王朝的封建制。公元前546年，晋楚弭兵大会，大国争霸时期结束。转型期是一个衰亡与新生并存的时期，在封建制度瓦解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国家形式——科层制国家。科层制国家用刚刚获得强大的组织能力进行改革，发动更有效率的战争。全民战争期开端于魏国的法家改革，公元前419年，魏国的改革已初见成效。这一年，魏国发动了对秦国的战争，全民战争时期开始。全民战争性质发生变化，领土扩张成为战争的首要目标。而且，战争持续时间更长、投入物质资源更多，一个国家中很多的成年男性人口卷入了进来，如果战争失败，失败的一方很难恢复元气。各国为了赢得战争纷纷进行改革，法家改革浪潮蔚为大观。商鞅变法后，秦国实力大增，最终在群雄角逐中，一统天下。
书中始终贯穿着两个总体性的解释机制：战争带来的效率驱动型改革和不同社会解构中不同的制度化方向。频繁的局部性的战争使得国家进行改革，以求在战争中存活下来。改革不再是简单的局部调整，而是在法家思想主导下的系统的变革。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结合在一起，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天平倾向于国家一方。新型的国家驾驭了军事力量，军事权力不再能够与国家权力一争高低。当然，纵观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商人阶级一直未能成为独立于政府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当时支持战争的是强大的农业生产，所以商业经济被排斥到边缘地位。到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时，国家集权化进程彻底压倒社会力量，法家严酷的治理技术就是国家存在的合法性。
在本书结局时，作者详细探讨了中国历史的模式。这既是《东周战争》的第三大亮点，也是笔者最有兴趣的内容。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学著作就事论事的叙事手法，作者站在一个宏观的、充满因果逻辑的层面描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赵教授指出“现今西方社会史与文化史学家一般都不再抱有早先史学家们对于大历史的关怀，而把历史学仅仅看作为一门为了庆祝现代人观点和声音多样性的手段。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深陷于地方性的数据资料之中而不能自拔”，儒法国家的历史模式正是对这类研究的纠正。笔者对这个观点表示极大的赞成，历史研究似乎成了为了研究而研究，从而缺乏一种宏大的历史情怀。据笔者所了解，在中国历史研究中透出历史关怀的除去赵鼎新，还有黄仁宇和金观涛。黄仁宇的“大历史”与金观涛的“超稳定系统”都使我们处在一个相当的高度看中国历史，也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烟消云散。
赵著扎实的研究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有深度、有广度、没有忽略细节的中国传统政治画面。赵鼎新运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使其论证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并且资料来源可靠、真实，开辟了一个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的新角度。他的很多具体分析，读后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赵教授在书中指出这只是他工作计划的一个提纲，是一本原来没有想要发表的著作或文章。仅提纲就如此精彩，我们期待看到赵教授的大作在不久的将来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