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于海峰，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国际政治教研室主任，法学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大战略理论与实践，国际关系史。
基金项目：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当代日苏（俄）关系研究（1945-2010）”（12YJAGJW001），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日苏关系研究（1945-1991）”（11D034）资助。
摘要：英国作为一个传统强国，在其崛起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战略文化与战争方式。这种独特的战略文化或战争方式，是英国能够逐渐发展成为霸权国并能够长期维持其霸权地位的一项重要保障。这种战略行为方式主要包括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国共同对抗大陆上对其霸权地位威胁最大的敌人，同时对威胁相对较小的对手实行“绥靖”以防止过多树敌；在进行同盟战争时，英国主要以其海上优势对敌人实行封锁，打击敌人的海上对外交通与贸易与保障本国的海上支配地位和贸易优势，同时，派遣一定数量的陆军在欧洲大陆与同盟国共同对抗敌人；最后英国对盟友的支持，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财政上的。本文主要对英国传统战略文化与战争行为方式进行简略分析，以便提供较为明晰、简洁的对英国霸权时期战略文化与战争方式的认知。
关键词：英国；战略文化；战略传统；战争方式
中图分类号：D5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3）02-0078-05
对于国际事件，各个国家都有其各自的理解、分析和做出反应的方式，这与深植于其国家历史之中的政治、哲学、文化以及认知等因素紧密相连。因此，若想对不同国家的战略取向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就必须深入研究该国的文化，即进行战略文化研究。
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个多世纪的时间中，虽然略有争议，但英国一直是国际体系中最为突出的国家。可以说，这两个多世纪都是英国的世纪。作为处于世界强国家行列最前沿的英国，这两个多世纪以来，逐渐地形成了独特的战略行为方式，即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国共同对抗大陆上对其霸权地位——无论是政治、战略、还是经济上的，威胁最大的敌人，同时对威胁相对较小的对手实行“绥靖”，争取其中立或加入英国为首的同盟，以防止过多树敌；在进行同盟战争时，英国主要以其海上优势对敌人实行封锁，打击敌人的海上对外交通与贸易与保障本国的海上支配地位和贸易优势，同时，派遣一定数量的陆军在欧洲大陆与同盟国共同对抗敌人；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英国对盟友的支持，最主要的并非来自军事或政治上的，而是来自于财政上的，即以英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对盟友进行财政和经济上的补贴与支持。这种战略行为方式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以其最为成熟的形态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一、绥靖政策
英国的这种战略行为方式，首先来源于英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外交战略，即在面对挑战国的威胁时首先以联盟战略和“绥靖”政策进行应对，以增强反对挑战国的力量。本项研究中的所谓“绥靖”，是指“通过理性谈判与妥协解决国际，或更次要一些的，国内冲突，满足（对现存安排感到不满的国家或势力）合理的不满（grievances），从而避免采取可能是代价高昂的、流血的、并且可能是十分危险的武装冲突”。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14： Eight Studies， Bucks， UK： Fontana Paperbacks， 1984， p.16.这种政策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的政策，是基于对人固有的理性的乐观估计；但是它也包含了消极的一面，即对冲突的恐惧，这最终有可能导致对威胁的误读，从而采取错误的反应。
“绥靖”可以说是英国独特的外交战略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开始并逐渐形成于伊丽莎白时期，并在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成为英帝国面对欧洲大陆强国时起着独特而重要作用的战略选择。这种政策主要基于道德感、经济节约、英国的全球地位以及英国国内事务等的考虑。首先，经济节约的原则，来源于英国的全球地位。英国本身作为中等强国，其国力与罗马、美国等其他霸权国相比，是不足的，因而英国维持霸权首要的考虑是经济的原则，尽量节省使用力量。其次，同上一个原因相联系的是，英国的利益又遍及全球，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甚至号称“日不落帝国”，这就意味着英国政治家在制定全球战略时，需要考虑她所负担的多种义务，而不能将其所有的力量都集中于某个领域或地区。在其权力顶峰之时，这种情况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但当其处于权力的低谷时期（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时期以及1870年以后），英国面临“过度扩张”（overextension）的危险，要应对多种挑战，这就需要英国政治家正确界定其根本利益，承认其他国家的一些对其根本利益不构成威胁的要求。其三，作为岛国，英国资源并不能大致自给自足，十分依赖对外贸易。从伊丽莎白以来，英国政治家大都明白战争就意味着“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无形资产与人力资源和舰船的丧失”，因而英国卷入大陆战争经常是犹犹豫豫、瞻前顾后的，总希望避免冲突。其四，国内政治的发展。英国作为较早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舆论”和“民意”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以前，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前的舆论与民意等与当代大众政治并不是一个概念。这一时期英国的国内政治更为恰当的可以被认为是中上层有产阶级的代议制，两党（托利与辉格）施政必须要注意到其所代表的阶层的利益与主张。极大地影响着英国的对外政策。作为英国财政主要来源的中上层有产阶级对于战争，尤其是花销巨大的战争并不喜欢，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咄咄逼人对外政策的一个制动阀，这使英国的对外政策趋向中庸，平和。最后，英国政治传统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对“正义”和“道德感”的专注，加强了通过谈判与妥协方式解决争端的可能性。总之，以上这些经济、战略、国内政治以及道德上的考量使得英国对外政策——虽然有例外，成为一种实用主义、怀柔的和理性的（pragmatic， conciliatory and reasonable）战略模式。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14： Eight Studies， Bucks， UK： Fontana Paperbacks， 1984， pp.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