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文献在我国的整理\翻译和出版
摘要：新中国成立前，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我国对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虽然从未间断，但显得比较零星和分散，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进入了集中统一规划的阶段。
关键词：列宁文献；整理；翻译；出版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6-0035-05
一、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对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
1.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关于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
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是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并不排除有一部分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潮)，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甚至还不知道列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欢呼和向往十月革命的同时，很快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五四运动，加速了列宁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在1918和1919两年，我国刊物开始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和列宁的生平事略，北京的《晨报》副刊就曾在1919年刊载了列宁的传记。1919年12月15日在北京出版的《新中国》杂志上，刊载了郑振铎先生所译的一篇列宁著作的节译，题目是《俄罗斯之政党》(见该杂志第一卷第八期第89～97页)。这是我国最早发表的列宁著作。
1920年5月，北京、武汉、长沙、济南、杭州各地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从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就更广泛、更深入了。在1921年7月以前发表的列宁著作有：《民族自决》(载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月刊八卷三号)，《俄罗斯的新问题》(载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一号)。《旧制更新》(载1920年《曙光》杂志第一卷六号)，《列宁对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载1920年《少年世界》一卷七期)，《过渡时代的经济》(载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八卷四号和1920年《曙光》杂志二卷一号)，《全俄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之演说》(载1920年《曙光》杂志二卷一号)，《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的一部分(载1921年5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四号)等。此外，《共产党》月刊第三号发表了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原题为《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第一号还登载了《列宁的历史》、“列宁的著作一览表”等材料。共产国际和其他各国共产党成立的有关文章，在这个刊物占了很大篇幅，其中有很多地方引述了列宁的话。这一时期在各地报刊上发表的列宁著作及有关列宁生平事业的材料，对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很大的作用。
2.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关于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央领导机关加强了列宁著作的编译和出版工作。1921年9月党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由当时担任党的宣传主任的李达亲自主持，并兼任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该社成立以后就确定出版《列宁全书》，包括《帝国主义论》、《“左派”幼稚病》、《论策略书》等十四种列宁著作。由于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统治者的摧残，这些计划没有全部实现，而人民出版社后来于1922年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
1923年11月，党又在上海成立了传播马列著作和革命书报的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由毛泽民负责。该书店很快就在国内外建成了庞大的发行网，其分社有长沙文化书社、湘潭书店、南昌明星书店、广州国光书店、潮洲韩江书店、太原明星书店、安庆新皖书店、青岛书店、重庆新署书店、宁波书店、海参崴五一书店、巴黎书报社、香港代销处。随后还创办了自己的印刷所——国民印刷所。1926年上海书店被军阀孙传芳封闭后，被迫转到武汉，在那里办成长江书店。随着北伐军占领杭州等地，长江书店又转到上海，改名上海长江书店，仍由毛泽民领导，1927年4月11日正式公开营业。但紧接着，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上海长江书店也被查封。
列宁1924年1月21日逝世的消息传人中国后，全国许多城市举行了追悼纪念活动，编印纪念特刊，印发列宁的照片和传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发表了《悼列宁》的专门纪念文章。北京“国民追悼列宁大会”发行的《列宁纪念册》中，全文刊载了列宁《论粮食税》的译文。此后，广州出版的《新青年》季刊还集中发表了列宁五篇有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文章。上海的《东方杂志》、《民国日报》等也发表了《论合作制》、《帝国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等译文。中国人民悼念列宁的活动，形成了对列宁主义的广泛宣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列宁的著作更是被大量地翻译过来。从1924到1927年这四年之内，列宁著作译成中文发表的已达23种。其中有关于中国革命问题、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的名作，如《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更新的中国》、《亚洲的觉悟》、《中国的战争》，以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国家与革命》等书的部分内容。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翻译和出版的列宁专著或文集达38种。其中重要的有《论游击战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农民与革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三个国际》、《卡尔·马克思》、《重新审查工人党的土地纲领》(一部分)、《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与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列宁(论托尔斯泰)》和《列宁家书集》等。这些著作有的是在江西中央苏区出版的，有的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
抗日战争期间，党中央十分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在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纪念日这天，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马列学院及其附属机构马列著作编译部，该编译部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机构。不久，党中央又在延安建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统一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开始用“解放社”的名义出版马列著作。除出版列宁的专著和文选以外，“解放社”还出版了《列宁选集》二十卷。这是我国首次用文集形式出版列宁的著作。
抗日战争期间，党还出版了列宁有关战争问题的一些著作，如列宁《论游击战争》、《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论战争》和《列宁(克劳塞维兹战争论)笔记》等。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侵略者占领的沦陷区，地下党领导的一些进步翻译家和出版工作者，不顾敌人的查禁和迫害，坚持用各种形式传播和出版马列著作。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以及其他一些进步出版单位和报刊，先后出版和发表过将近50种列宁著作。
据不完全的材料，从1937年7月到1945年7月，各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