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放政治走向生活政治
[摘 要]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作为解释范畴与分析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中政治的面貌、轨迹与走势。中国解放政治主要呈现为革命政治与增长政治两种形式。增长政治的发展孕育了生活政治的因素，推动生活政治兴起。随着社会变迁，增长政治的结构功能越来越难以适应生活政治发展的需求，两者之间的不适应、不兼容、不协调造成了诸多治理难题。这在增长政治框架中是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的。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发展民主法治体系、优化政策过程体系，以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和增加生活选择机会为主旨，推动解放政治（增长政治）逐步走向生活政治。
[关键词]
解放政治；生活政治；增长政治；政策体系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6）01003609
一 、 引 论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是英国学者吉登斯等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深刻反思晚期现代性问题基础上，就早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变迁提出的分析概念。在吉登斯看来，近现代以来的政治，无论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在根本上都归属解放政治。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化发展与现代性积累，虽然不同程度地解放了人类，但它所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科学技术异化、大众文化模式化等，使人们生活的确定性和预期性降低，焦虑感和无力感增加，生活选择的自主性丧失，加之全球化发展，人类已处于风险时代，生活在“被围困的社会”，陷入了“失控的世界”。于是，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回归生活世界”就成为时代的声音。那方向是什么呢？吉登斯指出：“今天，政治取向调整的总方向是，应对我们所讨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动。这就是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1]（P115）何谓生活政治？吉登斯说：“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而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 [2]（P251，252）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发生的诸多社会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现代性官僚体制的一种挑战，是“生活政治的先驱”。
事实上，政治应该是生活的，生活也是政治的。亚里士多德就说“城邦的目的是优良的生活”[3]（P90），而追求更好的生活正是政治建设恒久的主题。如果说这里的“生活”，在传统社会更多是共同体的，那么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它又是社会个体的。“政治从本意上讲不是国家的政治、政府的政治，更不是官员的政治，而是公众之事。公众之事的核心是生活，因此，政治形态的源头和依归就是生活政治，就是以提高民众生活品质和增加民众生活选择机会为重心的政治。”[4]比较而言，解放政治的着眼点、切入点更多是政治的制度领域、宏观层面，是一种“宏大叙事”。相反，生活政治的聚焦点、落脚点则更多是社会生活的个体，或是“小政治”、微观政治，它回答的主要是在后传统秩序与全球化条件下，人们如何选择生活方式、过上更好生活的问题。这是生活政治的要义。
中国政治生活变迁所呈现的特征、轨迹及趋势，是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研究关注的重要话题，并形成了不同的分析概念与理论范畴。比如，有研究通过与中国改革开放前，或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比较，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政治的特征进行总结，提出了新权威主义、权威多元主义、韧性威权主义、后全能主义等。也有研究通过现象学观察，或是分析发展取向与政策变化，对中国政治发展走向进行描述，提出了公民政治、民生政治、公共政治、政党国家等。这些理论概括对于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发展中政治的面貌、进程与走势，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并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但是，这些研究大都属于“正统”政治，其切入点和关注点是政治制度、政府权能、政党体制、权力秩序等。就认识中国超大国家的治理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而言，这很难说是充分的、全面的、准确的。那么，就有必要引入或运用新的解释范畴和分析框架，从更多维度认识变动社会中政治生活的结构特质和发展趋向。
如果说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这样的解释范畴是“西方式”的，是基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背景、政治逻辑提出的，那么抛开意识形态的“外衣”，从学术资源的角度看，它具有更宽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中国社会正处于时空压缩式转型过程中，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共时态发展，所积累的问题和遭遇的困境，如生态环境、生活焦虑、身份认同、公平正义等，与人们过上更好生活密切相关，且大多是在解放政治框架下无法解释，也不能解决的。因此，需要适应社会变迁，树立生活政治理念，并以此配置政治资源、组织政治过程、调适政治功能，推动生活政治的发展。这应该是分析中国发展中政治的一个维度、一种框架。
二、解放政治的两个发展阶段
在中国人话语体系中，“解放”一词耳熟能详，如民族解放、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等，都与政治变迁密切相关。吉登斯说：“我把解放政治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解放政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个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2]（P247）也即解放政治是通过征服和改造自然，从自然、传统等束缚中摆脱出来，或是通过斗争反抗压迫和剥削，打破传统的政治统治秩序。吉登斯认为，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启蒙运动以来欧洲解放政治兴起的两大标志。按照这一内涵来审视中国政治，以改革开放为界可以将中国的解放政治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可称为革命政治和增长政治。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但这种地位的改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推动角色转变，即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由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思维定势、历史惯性，中国共产党在意识上、行动上履行着一个典型的革命党角色，仍然运用“打天下”的方式“坐天下”、用破坏旧世界的方法建设新世界。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搅动了中国社会蕴藏的革命冲动，并以狂热的方式爆发出来，“文革”就是这种革命政治发展的顶峰。那个时代的政治以激进方式呈现出来，具有鲜明特征。一是无规则。革命的本质是解构规则，是对制度的冲击，在其走向极端后就演化为一种野蛮政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二是动员式。通过频繁发动群众运动，虽然可以积聚资源，推动政策实施，唤起民众支持，形成群集性能量，但企图用运动取代科层制、代议制等，结果只能是背道而驰，蜕变为破坏力量。三是理想性。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不顾现实条件将目光投向未来，推动“乌托邦”理想实现，是政治浪漫主义，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挫伤了人的积极性。这样的无规则、动员式、理想性的革命政治，目的是要让广大民众摆脱压迫和束缚，属于解放政治的范畴，但它更多是“想象”的、扭曲的；它的出发点与效果背道而驰，个人被革命所裹挟，丧失了生活选择的自主性，更加依附于单位等组织体制，在国家被全面政治化的同时，生活世界也极大地被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