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危机与近现代政治思想的更替


  【摘要】君主的轮换、朝代的更替,甚至是典则的改变都不足以引起中华民族的危机,真正的危机是文化上的危机。文化比较所体现出的优势是民族危机最后的解决之道,但是近现代来,与外国列强的比较中,中华民族全面落后。如何拯救民族危机,成为近现代以来所有政治思想家的主导思想。思想的演变过程伴随解决民族危机的过程,最终共产党提出的拯救方案,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
  【关键词】民族危机 政治危机 政治思想 民族自强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问题的提出
  中国政治思想史演变的规律是什么?萧公权将政治思想史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封建天下、专治天下以及近代国家。其划分依据实际是政治制度,而非政治思想本身。刘泽华根据政治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指出:“在观念上,王权主义是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各种思想,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大部,其归宿基本都是王权主义。”①具体来说,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墨家、法家,都是主张王权主义的。汉代以后,儒家实现了独尊,但是王权主义的思想主旨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只是王权主义论证方式的改变。
  但是近代以来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否还是王权主义?如果是,王权主义是否有所变化;如果不是,近代以来的核心思想又是什么?要想回答此,就必须分析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换言之,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什么?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是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过程,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会发现有两大转变:一是政权组织形式的转变,由君主专制变为资产阶级共和制,进而变为社会主义;二是民族地位的转变,由“华夷之辨”下对中华民族的自豪,转变到遭受压迫、屈辱,直到民族独立。可以说,政权如何组织、民族如何实现独立成为近代以来各个思想家思考的主题。在政治危机中,典则的危机和民族的危机,哪一种危机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典则的危机和民族的危机对王权主义的思想是否有冲击,冲击之后的王权主义又是如何变化的?
  简单来说,典则的危机在于以前没有遇到无“君主”的社会,因此也没有无“君主”的国家设计方案;而民族的危机在于传统解决民族危机的机制失灵。两种危机中,民族的危机占据主导地位,民族的危机导致了“君主”体制的危机。“君主”体制的消亡,王权主义的幽灵有所削弱,但并没有随之消失。
  政治危机的层次划分
  伊斯顿在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把政治系统分作三个部分:一是政治共同体,指的是由政治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它的独到价值在于它有一个潜在的含义:在所有的系统功能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具有内聚力的粘合剂,即系统成员对共同体的感觉或感情。二是典则,指分享政治权利时的游戏规则。第三是当局,指经选举或任命的官员,他们有权制定和实施政治决策。②
  伊斯顿所说政治系统的层次其实是针对欧美社会,具体来说是指美国社会,应用于中国政治的分析是有距离的,但伊斯顿的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政治系统是可以分层次的。借鉴伊斯顿的理论,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可以把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系统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民族。按照伊斯顿的说法,是由政治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自中国有国家开始,就基本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天下”的概念,朝代可以更替,但是“天下”未变。这也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中华民族面临危机时,中华民族的每个人都有责任。这里的“天下”,也是“华夷之辨”中的“华”,即“中华民族”包括生活在中华疆域内所有的民族。但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所变化。譬如,兴中会建立时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把满族排除在外。但一般情况下,只要认同以汉族为主导的主流文化,基本都可归入“中华民族”。
  二是典则,即政权的组织形式,对中国传统社会来说,君主专制即是最主要的典则。近现代以来有关改良还是革命,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之争,也涉及到典则。
  三是朝代。一般而言,典则相对比较稳定,朝代则可能更替频繁。君主专制历经两千多年,但朝代却不断更替。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一个朝代中也可能经历典则的变迁。譬如东周以及清朝末年的立宪运动。
  四是现任的领导。有权制定和实施决策者,在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指君主。以上四个层次中,近现代以来所面临的究竟是哪一种危机呢?
  自夏商以来,针对君主的承袭中国有一套制度和规范。某人继承君主之位,或可解释为长子继承制,即因为他是老皇帝的长子;或者老皇帝亲自立为继承人。君主在位被废除的情况比较少见,即使出现也有合理的解释,譬如君主或道德上或能力上存在问题,难以承担上天和祖宗交给的任务。因此君主的承袭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心理危机。鸦片战争以后,每位皇帝的继位均很少在思想界引起剧烈的波动。
  对于王朝的更替历史上有一套理论解释。首先,道德上的解释。汤武革命被解释成以有道伐无道,即一个王朝的君主属于无道的昏君,那么就可能被其他王朝代替。其次,宗教上的解释,把王朝的更替解释为上天的安排。每个朝代建立后,都要郊祭上天;或到泰山封禅,意在昭告天下,君权神授。最后,军事上的胜利,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因此,对于王朝的更替,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们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把王朝的更替也视为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
  典则的危机和民族的危机则是中国历史上很难遇到的。尽管学术界认为中国自战国以来由奴隶社会完成了向封建社会的转变,相应地由分封制转变了君主专制。但在此转变中,“君主”的政权组织形式其实并未改变。具体来说,自夏商以来,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天不可一日无日,“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白虎通·论诸侯袭爵》)的观念。因此鸦片战争以后,人们很难接受没有皇帝的政权。自洋务派以来,直到维新派,他们在国家设计中,都把君主放在了核心位置,直到革命派时才提出废除君主制。但是君主制的影响依然存在,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都是君主制“回光返照”的表现。尽管国民党政权废除了君主,但是蒋介石俨然成为另一个皇帝。以上诸种皆受此观念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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