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鞅变法看我国现阶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摘 要：战国中后期的特殊时代需要确立了法家思想在诸子百家中的主导地位。秦国率先引进法家思想，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之后，秦国的经济得到巨大发展，国富民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为强大的封建国家。我国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充分向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当前体制的弊端也慢慢暴露出来，深化政治体制变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商鞅变法；政治体制；深化改革；依法治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020-02
一、商鞅变法的历史背景
1.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度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一些奴隶主将新开垦的地变为私有出租，这样出现了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经济实力的增强，必然要求在政治上进行变革，以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这样就形成了在政治经济上的两大阶级即奴隶阶级和地主阶级。
2.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任何一种新兴生产关系的产生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必然会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为废除旧的奴隶主贵族的特权，确立封建统治，发展封建经济，各国纷纷掀起了变革运动，走上了变法强国之路。
3.战国后期，群雄争霸，各诸侯国之间竞争异常激烈，都想要取得中原霸主的地位，为了在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各国都急需要一次变法运动，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实现国富民强之策。在这一时期，秦国的秦孝公积极引进人才，重用商鞅，实施变法。
公元前350年、公元前256年秦孝公两次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商鞅变法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政治措施是推行县制。也就是“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个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商鞅通过县的设置，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圍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政治经济得到巨大发展，国富民强，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为强大的封建国家，为秦朝统一六国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
历史是一面镜子，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商鞅变法的成功，也给现阶段处于改革深水的中国以重要启示：改革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只有改革，国家才能富强。我们要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应历史潮流、深化改革、勇于创新。
二、中国实行政治变革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的经济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家实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在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不足：经济发展到今天，国家实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提高，但贪污腐化问题依然存在，贫富严重不均，每年上万亿的公款消费问题日益突现，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各种反对势力蠢蠢欲动，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有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与民离心，信仰缺失，没有责任。资源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造成资源巨大浪费。
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加奋发有为的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和长期坚持这些来自实践、符合规律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最为核心的一条就是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有力保障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通过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历程的回顾，我们可以获得两个方面的重要认识：一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必须同步推进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二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一样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去取代计划经济体制，而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用别的制度去取代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是按照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完善和发展这些制度。
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
1.经济建设出现增长瓶颈。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至2008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6.8个百分点。但在经历30年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经济出现增长瓶颈，即经济学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转折点”简而言之就是在此这个转折点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经济增长。）同时，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 000美元，与日本、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四小龙以及拉美国家一样，我国同样面临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摆脱经济快速发展之后进入了长期经济相对衰退怪圈的考验。
在社会转型与政府机构改革交织的关键时期，必须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更好地巩固改革成果，从而顺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1]。用经济政策解决历史问题只能是历史性的、阶段性的。邓小平寓政治改革于经济发展中并不意味着把政治发展湮没于经济改革之中。他明确提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2.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稳定之间度的把握具有风险性。只要有改革就会引发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必然会遭到固有秩序的抵制，弄不好会因为时机把握不准而失败，因此“改革有风险”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一旦把握不好度，很容易产生社会动荡，甚至亡党亡国。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尝试的思想先行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以失败告终，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壮大蒙上了阴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曾因此一度放慢了脚步。如何突破改革与稳定的悖论，寻求一个合适的度，成为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深入的重大挑战。所以充分发挥好各系统的本己功能，处理好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走出转型社会困境的关键[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