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一 概 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乱世。为总结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自唐代以降许多史家和学者倾注精力对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其中成就较大的著述当首推《资治通鉴》。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魏晋南北朝400年间的历史大事不仅被梳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司马光还通过“臣光曰”的形式表述了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资治通鉴》之外，考察或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还有宋人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程大昌《演繁露》、陆游《老学庵笔记》、王应麟《困学纪闻》、叶适《习学记言》，明人李贽《藏书》、《续藏书》等。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系统地分析、批判了这一历史时期统治者的成败得失。清代乾嘉学派是传统史学研究的高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有许多条目涉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20世纪之前，历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总体看来皆囿于循环史观，基本的路数不过是著史、考史和评史而已。
中国的新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萌动。一批学者受到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的影响，注意摆脱旧史学研究的羁绊而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天地。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不再甘心于整理国故，而是力图通过分析史料去寻找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因、联系和带有某种规律性的认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也因之翻开崭新的一页。
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可以1949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可分为1901—1929年和1930—1949年两个阶段。后一个时期可分为1949—1966年、1966—1978年和1978—2000年三个阶段。
20世纪初的30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具有由旧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色彩。粗略统计，1901—1929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不足90篇，著作仅为10余种，而且大部分论著的思想和方法都相当陈旧，基本未脱传统史学的窠臼。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篇目是运用新史观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力作。梁启超在1902年曾撰文，论述中国自战国至清专制政治不断强化，“中间惟六朝时代，颇有贵族阶级”，“实吾中国数千年来社会一怪现象也”。然而经过分析，他认为总体上看“六朝时代，可谓之有贵族，而不可谓之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体之进化，毫无损也”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777页。。这一观点至今仍颇具启发意义。此外，汤用彤《竺道生与涅NFDAB学》(《国学季刊》1925年第12期)、容肇祖《述何晏王弼的思想》(《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周刊》1927年第12期)、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北新半月刊》1927年第11期)、梁佩贞《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史学年报》1929年第7期)、刘NFDAC藜《晋惠帝时代之汉族之大流徙》(《成大史学杂志》1929年第7期)、桑镐《汉魏之际风尚与时代背景》(《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年第11期)等文， 分别从宗教文化、政治、人口流动以及士风变迁的角度对魏晋南北朝社会进行了考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一个全面繁荣的阶段。20年间所发表的论文约为600篇，著作80余种，涉及的课题十分广泛：既有政治史、军事史，又有经济史、财政史、人口史、民族史以及宗教史、学术文化史和大族研究等等。若干种断代史、专题史的著作陆续问世，极大地提升了这一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以出版先后为序，代表性的著作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商务出版社，1930年)、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商务出版社，1935年)、范寿康《魏晋之清谈》(商务出版社，1934年)、陈啸江《三国经济史》(中山大学，1936年)、陶希圣、武仙卿《南北朝经济史》(商务出版社，1936年)、王伊同《五朝门第》(金陵大学，1943年)、贺昌群《魏晋思想初论》(商务出版社，1946年)等。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是一部110万字的宏篇巨著。该书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突出各时期的重要政治斗争，叙述两晋南北朝政治的发展演变，属政治史。后一部分分别论列这一时期的民族分布及构成、社会组织、社会等级、农工商业、衣食住行、社会风俗、政治制度、学术宗教，属专题史。吕书不但以史料丰富称著，而且不乏精辟见解(开明书店，1948年)。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对推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极为重视文化和民族的因素，往往从习见的史料出发，以小见大，提出并解决了前人认识所不能及的问题。《天师道与滨海地区之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4本)、《桃花源记旁证》(《清华学报》1936年第1本)和《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7年第11本)，都是具有发凡起例之功的代表作。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虽然是讲唐代各种制度的，但是都将渊源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商务出版社，1945年)。不过，陈寅恪“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第392页)。
从1933年起，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杂志刊登了大量有关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恰与陈寅恪的研究工作互为补充。代表性的论文有武仙卿《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转变》(1934年第12期)、《南北朝色役考》(1936年第3、4期)、《魏晋南北朝田租与户调对立的税法》(1937年第2期)，何兹全《三国时的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1935年第2期)、《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1935年第5期)、《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1936年第1期)，鞠清远《曹魏的屯田》(1936年第1期)、《三国时代的客》(1936年第1期)，陈啸江《三国时代的人口移动》(1935年第1期)等。此外，受陶希圣经济史观的影响，全汉升在《中古自然经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的长文中，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总体面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界涌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越的学者，如周一良、谷霁光、萨孟武、严耕望、李源澄、王伊同、姚薇元等。他们活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代表性的作品有周一良《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8年第7本)、《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乞活考》(《清华学报》1949年第12期)，谷霁光《六朝门阀》(《武大文哲季刊》1936年第6期)、《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7年第7期)，严耕望《元魏北镇制度考略》(《现代学报》1947年第8期)、《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萨孟武《南北朝的政治和社会》(《政治季刊》1940年第10期)、《两晋的中央官制》(《新认识》1943年第4期)，李源澄《两晋南朝之军户及补兵》(《史学集刊》1941年第3期)、《元魏之统制诸夏与诸夷》(《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1期)、《汉末魏晋思想之转变》(《真理杂志》1944年第6期)，王伊同《五胡通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3年第9期)，姚薇元《北魏帝室氏族考》(《说文月刊》1944年第6期)等。
20世纪后半叶是中国大陆的史学工作者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探索史学研究新理论和新方法的50年，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本领域的学者，在继承我国原有优秀学术传统和借鉴西方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社会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于汉魏以降的经济变动、社会性质、政治特点、民族关系和文化构成等多个方面都有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1949—1966年是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的阶段。这一阶段，几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编撰的通史相继出版。诸家通史都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提出不同认识。与此同时，那些在三四十年代已经成就卓著的学者，也纷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修订或者重新撰写著作和论文，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开辟了新风。其中，断代史的著作有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等。经济史著作有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韩国磐《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和《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李亚农《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等。民族史的著作有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等。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3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年)则分属于研究魏晋南北朝思想史和佛教史的著作。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和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是两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唐书侧重于社会经济，兼论民族、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问题；周书则重点在政治制度方面，旁及民族、宗教文化等专题。粗略统计，17年间共发表魏晋南北朝史论文约1 400多篇。大多数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魏晋南北朝史的重大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在门阀制度、土地制度、阶级结构、农民战争、民族矛盾和冲突以及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1957年以后学术研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极左的和“以论代史”的空头文章越来越多，直到“文革”中演变成以“影射史学”为特征的帮派文章。另外，研究工作还有一哄而上的毛病。1 400多篇论文中约有1 100多篇是论述人物的，而仅评价三国时期人物的文章就有560篇，其中关于评价曹操的文章约为350篇，占了一半以上；评价诸葛亮的文章有85篇，又居四分之一。各类课题的选择也不均衡，除评述人物的文章占据了绝大部分之外，论述政治斗争、农民起义的文章有100余篇，研究社会结构、经济问题的文章不过80篇，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是40篇左右，且多为讨论官渡之战和淝水之战内容的，而涉及民族关系的文章只有15篇。
从1966年开始的“文革”，粗暴地打断了史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一阶段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浩劫中同样遭受重创，基本陷于停顿状态。1978年以后，实事求是的学风重新确立，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繁荣阶段。这一阶段，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特点是：各种规模的学会和研究机构陆续成立；一些重大课题在原有的学术积累基础上不断地向纵深发展；新的研究领域得到开拓；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尤为可喜的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构成了研究队伍的主力军，个别佼佼者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
1984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四川成立，到20世纪末已召开过6届年会。相继成立的还有六朝史学会、北朝史学会以及诸葛亮研究会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等单位还设立了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所)。
白寿彝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开创了新综合体的通史撰述方式。该书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通过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个部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80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水平。这一阶段出版的断代史和综合研究专著，代表作有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以及简修炜《六朝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重要的论文集有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何兹全《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谷霁光《谷霁光史学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等。经济史方面的著作有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朱绍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余鹏飞《三国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研究政治史、制度史的专著主要有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仲安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等。民族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陈连庆《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等。思想文化方面主要有王葆 《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87年)、孔繁《魏晋玄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1992年)、陈戍国《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曹文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等。研究宗教史的著作有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年)、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年)、许抗生《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齐鲁书社，1991年)。社会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曹文柱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等。此外，散布于全国许多学报、学刊上的论文也是1978年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80年代末期每年发表的论文都在150篇以上，以后每年递增，仅2000年一年所发表的论文就约为280篇。以上这些著作和论文，大致代表了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20世纪后半叶，港台地区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仅以《魏晋南北朝史》为名的断代史就有数部出版，作者分别是劳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委员会，1955年)、林瑞翰(台北至大公司，1977年)、黎杰(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年)、邹纪方(台北长桥出版社，1979年)等。此外，金发根《永嘉乱后北方的豪族》(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4年)、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6年)、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年)等，都是各种专题研究的代表作。
在文献和典籍的整理方面，和魏晋南北朝史有关的正史即一志九书二史以及《资治通鉴》在20世纪后期都得到系统整理，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校订本。另外，一些基本文献典籍的校注出版，为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汇集了笺疏者多年的研究心血。该书或寻检史籍，考核异同；或略为增补，以广异闻；或纠谬矫正，以惩其妄。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博采众书，于详尽精确的文字训诂外，对人物、史事也多有补苴之处。王明《抱朴子内篇校笺》(中华书局，1985年)，注重以道教史和科学史为出发点，既汇集了前人的校勘成就，又有很多自己的独特见解；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中华书局，1991、1997年)是作者萃40余年心力的杰构，既对原书中的大量典故做出了详尽的注释，又对其中的错漏衍脱之处给予了举正。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年)和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是已出版的两种《洛阳伽蓝记》校本。前书以文义训释为长，后书注重史事的补充和考订。此外，汤用彤《高僧传》校注本(中华书局，1992年)、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都是目前所见的较好注本。另外，还有一些考校之作问世。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对自《三国志》到《隋书》的12部正史所涉及的史实、制度、名物、语言等作了系统的训释和考证，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地超越了普通的考史之作。王仲荦《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体裁类似会典，是一部叙述北周王朝政府组织形式的资料汇编。
魏晋南北朝的考古遗存虽不丰厚，但也为数不少，特别是近百年来，新的考古发现和文献出土的成就更是令人兴奋。西北地区和湖南长沙走马楼的简牍文书以及散布于黄河流域、长江南北的魏晋南北朝墓葬、墓志、碑铭为代表的丰富考古文献和资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拓展了当代学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领域和空间，有力地推进了这一学科的发展。这类资料现已出版的有张风《汉晋西陲木简汇编》(有正书局，1931年)、王陶庐《汉魏六朝砖文》(商务出版社，1935年)、赵万里《汉魏六朝冢墓遗文图录》(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年)、《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王壮弘《六朝墓志检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以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年)、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现已出版10册，与本段历史有关的资料主要集中在第1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是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考古发掘的最大创获。目前，已有长沙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录《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别》(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