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对美国和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引起了国内外公众的高度关注。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频繁出访，并多次出席重大多边外交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经常以出访前接受到访国媒体的采访、在到访国发表演讲、通过到访国重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与到访国领导人共同会见记者等方式，向国际社会传递新的执政理念和以“中国梦”为中心的价值观体系。这种由一国首脑通过到访国或国际媒体向目标受众传递信息的形式是典型的由首脑主导的独白式媒体外交，其作用在于传递中国官方的声音，表明中国立场，强调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
本文立足首脑的独白式媒体外交视角，比较分析习近平的访美和访英之旅。
一、媒体外交的三个层次
究其本质，媒体外交所讨论的是公众、媒体、国家政府和外交决策四者间的关系；从新闻传播学角度来看，关注的是媒体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综观媒体外交现有文献，学者们主要从两个维度进行解读，一是将媒体作为媒介渠道，讨论媒体如何呈现外交议程、影响公众意见和塑造国家形象；二是将媒体视为行为主体，讨论媒体参与或协助外交进程。
为了能够清晰勾勒出媒体外交的研究框架，笔者曾以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传播五要素，即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媒介）、收受主体和传播效果为横轴，以美国学者杰弗里·考恩（GeoffreyCowan）和阿米莉亚·阿瑟诺（Amelia Arsenault）划分的公共外交的三个层次，即独白、对话和合作为纵轴，将媒体外交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独白式媒体外交、对话式媒体外交和合作式媒体外交。
具体来讲，在独白式媒体外交中，媒体主要发挥“媒介渠道”作用，主要由国家政府及其代表通过本国或外国媒体，向国际公众传递权威信息，倡导国家政策，获取民心。除了国家政府及其代表，在全球传播语境下，媒体机构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个人等也构成了独白式媒体外交的行为主体，他们以发布社论、通过国际媒体发表文章或观点来影响外国公众对本国的看法，从而影响其政府的政策。
在对话式媒体外交中，媒体依旧发挥“媒介渠道”作用，传收双方（通常是国家政府及其代表）通过本国或外国媒体，尤其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兴媒体，就争议性话题展开对话、讨论，甚至辩论；通过观点争鸣，实现与外国公众的对话，在观点交锋中影响目标受众，影响国际舆论，从而推动争议性问题的解决。
在合作式媒体外交中，媒体一方面发挥“媒介渠道”作用，通过新闻报道呈现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另一方面媒体机构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与外国媒体、其他国际机构进行新闻业务合作，或就国际公众共同关心的议题举办国际性活动，通过设置媒体议程，影响国际公众，从而影响外交决策。
相较于对话式媒体外交和合作式媒体外交，独白式媒体外交突出了告知功能和权威发布作用，但是在改变外国公众的刻板印象方面作用有限。
二、首脑的独白式媒体外交
美国学者埃尔默·普利施科（Elmer Plischke）认为，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1953年春首次使用了“首脑”一词，“当时，他呼吁召开一个‘在最高的级别上’的主要西方国家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会议。”
尔后，普利施科在1986年出版的《首脑外交》（Diplomat in chief：The President at the summit）一书中，较为全面地诠释了首脑外交的含义。第一，从政治级别来看，“首脑”一般是指“行政首长，包括国家元首与政治首脑，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可以包括某些级别高于部长的其他官员”，比如，由“首脑”任命的特使。第二，从外交场合来看，首脑外交包括“总统参与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所有方面。这种外交包括由总统制定发表政策，并使之规范化；总统通过信件、电报、电话和热线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通讯；总统任命上百名特使，作为他的个人代表在最高一级别与别国政府打交道；接待对本国进行正式或非正式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为参加礼仪大事、协商和谈判而进行的出国周游或短途旅行；以及总统参加在本国或外国召开的国际会议等”。
在传统外交时代，外交主要由专门的外交机构和职业外交人员执行，首脑主导的外交活动并未在国家政府的外交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20世纪初，飞机旅行的实现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出现加快了外交实践的步伐，从客观上为各国领导人在适当的时候将外交关系提升到最高一级，即首脑外交，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媒介化”（mediated）和“媒介化类互动”（mediated quasi-interaction）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外交，本身包含了“媒介化”这一层含义。一战后，欧洲大陆公众对秘密外交的深恶痛绝，以及战后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技术的出现与应用促使外交议程日益通过大众媒体呈现于公众眼前。在这一媒介化过程中，首脑凭借其特殊的重要性，往往成为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中心，而首脑主导的外交实践通过大众媒体的呈现，逐渐在公众观念中普及化。
由此可见，普利施科所归纳的首脑外交诸多内涵通过媒介渠道的呈现，便构成了首脑主导的独白式媒体外交形式。在实践中，首脑的独白式媒体外交通常表现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出访或出席重要国际场合时通过所在国媒体或国际媒体，以声明、宣言、署名文章等形式向国际公众发布权威信息；此外，他们在重要国际场合所发表的讲话经由大众媒体的报道，对于国际公众而言，本质上也起到了独白式媒体外交的权威告知与发布的效果，因此，也是首脑的独白式媒体外交的重要组成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首脑”不只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其范围更为广泛。据1991年版的《法学大辞典》，国家元首指“代表国家主持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领导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政府首脑指“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如总理、部长会议主席、首相都是政府首脑”，即国务院总理。除此之外，中共中央总书记承担着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职能，因此也属于“首脑”范畴；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长，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也都属于“首脑”范畴∞。